话清明

______从杜牧的忧国 *　*　*　到印顺的排佛_______

正庆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首千古绝唱的“清明”诗，自古以来可说是家喻户晓，老幼咸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大家都还能记得它，也都还能朗朗上口，而许多人也都知道这是晚唐才气过人的诗人杜牧（公元八○三～八五二）之作品。然而，俗话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其中又有多少人真能知道这是杜牧的“精心”杰作、真能洞悉他的袖里乾坤呢？所谓“巍巍乎若泰山、洋洋乎若江海”，琴音弦语也！

杜牧出身在唐朝显赫的官宦世家京兆杜氏。他有一位庸碌的堂兄杜悰，娶了唐宪宗的长女岐阳公主为妻，不但是位驸马爷，还曾在武宗与懿宗时任宰相之职；父亲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曾祖父杜希望，也是一位正直清廉的好官，有气节、不阿谀；祖父杜佑（公元七三五～八一二）不但是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而且还是著名的史学家，著有《通典》三百卷。杜家可谓“一门朱紫，世代公卿”。

由于祖父杜佑在十八岁即以父荫入仕，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等六朝，为官时间长久，故能目睹唐朝之由盛转衰。实际上唐朝之衰败是源自于唐玄宗李隆基（公元七一二～七五六年在位）的荒淫无道、失德乱纲，迷醉于当时印度传来中土实非佛法之“密教”双身法与本土的道术炼丹，委政他人，终日不理国事，而招致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乱。有此之后，国势为之丕变，大唐皇朝从此一蹶不振。这一政治现象，杜牧幼年即已耳闻，因此他受到祖父的影响非常之大，所以在少年时期就经常感慨当时的政治腐败与藩镇割据的嚣张跋扈，以是，其忧国忧民之情怀，每表现在诗歌的创作上。敬宗宝历元年（公元八二五年）著名的〈阿房宫赋〉，就是他借古讽今的作品；他以叙述阿房宫1富丽堂皇，秦始皇嬴政（公元前二四七～二一○年在位）的穷奢极侈，不恤黎民，搜刮民脂民膏，致使百姓苦不堪言，为之起而抗暴，秦朝终于灭亡，以此用作殷鉴，暗中希望奢侈荒淫的敬宗李湛（公元八二四～八二六年在位）应以此为鉴，如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一文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可知。

而他这一首在池州任内，落寞时借景而作的“清明”诗，也是寄寓作品。杜牧一生官途可说相当不顺遂，武宗会昌四年（公元八四四年），他遭受到历经宪宗（公元八○六～八二○年在位）、穆宗（公元八二一～八二四年在位）、敬宗（公元八二四～八二六年在位）、文宗（公元八二六～八四○年在位）、武宗（公元八四○～八四六年在位）五朝以来，愈演愈烈的牛李党争之波及2，无端地从黄州一地，被迁调到池州担任刺史（后又于会昌六年改调睦州）。池州这个地方有个杏花村3，这里有远近驰名的黄公酒垆，酿出来的酒，甘醇无比，一些骚人墨客都喜欢到此一游，饮酒赋诗。这时，为官不如意的一代诗人杜牧，自然也成了此地佳宾，偶而前来小酌，纾解一下被朝中奸佞陷害的闷气；就在这清明时节里，酒到半酣，诗兴发作，乃借此“清明”为题，抒发他对当时政事的感慨与无奈。诗中大意是说：“现在这个时节啊！政治那么不清明，长久以来纷纷乱乱有如飘雨不歇；民生凋敝到了这步田地，老百姓生活是那么的困苦，人们为了养家活口，到处奔波，尚不能给足家人一个温饱，眼看他们为此而哭丧著脸、失魂落魄的样子，真叫我心酸啊！然而这幕幕映现于我眼前的景象，我又能奈之何？今日迁官到池州这一个小地方，我也只能随缘尽分的作好这分内的工作，其它的国家大事，又能如何？还是多品尝杏花村的美酒吧！”

这是杜牧在池州作此“清明”诗中的内心底蕴，实非全然如学术界一般学者所认为的“写景”4。一般人，看事情都很肤浅，只能知其皮，不能知其肉，遑论知其骨髓；因此普遍无能与“清明”诗相应，也就无能与杜牧心心相印。怎么说杜牧在池州写“清明”诗，不是意在写景呢？除了上面所说背景之事实可以知晓以外，我们也可以在他池州任内作的〈池州清溪〉中得知，诗云：“弄溪终日到黄昏，照数秋来白发根；何物赖君千遍洗，笔头尘土渐无痕。”这也是反应了他迁调池州在内心呈现出来的失落，毕竟一般人有满腹才学者，怎肯庸碌以终？何况一心为国为民的爱国志士——杜牧？诗中他慨叹饱读群书，半生文章，竟无能跻身重要官职，以能有实质影响力，发挥才学，有效地用济国事、惠施百姓；如今年华岁月不觉悠忽而过，自己都已经老去了，诚可叹哉！《新唐书》〈杜牧传〉中亦载云：“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少与李甘、李中敏、宋邧善，其通古今，善处成败，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时无右援者。从兄悰更历将相，而牧困踬不自振，颇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又，杜牧为官，虽然在不得志中也能不忘公忠体国；武宗会昌四年（公元八四四年），仍提出战策，献给李太尉5。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在作此“清明”诗的时候，抒发的心情是既感慨又无奈；以他这分为国为民的情操，这个时候的他，想必多么希望唐武宗李炎说：“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借用元朝〔公元一二七九～一三六八〕末年罗贯中《三国演义》语）

杜牧在“清明”诗的第一句，劈头就说“清明时节雨纷纷”，那是他援引民间传说“清明节的由来”之一段感人肺腑历史故事而作的，其目的无非寓在借古讽今而已。

“清明”缘何雨纷纷？《庄子》载云：“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爱国诗人屈原（约公元前三四○～二七八）《九章》〈惜往日〉中说：“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穿白色丧服）而哭之。”春秋时代姬重耳（公元前六九七～六二八）在公元前六五六年遭受到骊姬之乱的迫害，亡命异乡十九年，可说历尽艰难险阻，幸有赖于随行贤士五人的极力护助，介子推（又作介之推）即是其中之一，故有尔后姬重耳的成为晋国国君。可是成为国君后的晋文公（公元前六三六～六二八年在位）姬重耳在封功臣时却独忘记了他，后来经他人提起往事因缘，知道自己犯下了重大过错，乃率朝中众臣上介子推他俩母子隐居之绵山6，请他下山受封为官，介子推不为所动，晋文公知悉介子推是孝子，一定不忍老母之死，遂下令焚山，欲逼其出；然品德高尚的母子俩，本来就无意恃功讨封为官，何况此时怎会接受晋文公姬重耳近似“嗟来食”的官爵？最后是抱著一棵大柳树活生生的被火烧死。晋文公姬重耳看到后，悔恨交加，便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此日禁烟火，只能吃寒食。以是，后来有唐朝诗人卢象（约公元七四一前后）〈寒食〉诗云：“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深冤何用道，峻迹古无邻。魂魄山河气，风雷御宇神。光烟榆柳灭，怨曲龙蛇新。可叹文公霸，平生负此臣。”后又有唐朝诗人王昌龄（公元六九○～七五七）作〈寒食即事〉怅云：“晋阳寒食地，风俗旧来传。雨灭龙蛇火，春生鸿雁天。泣多流水涨，歌发舞云旋。西见之推庙，空为人所怜。”次年，晋文公又率众臣谒绵山（谥封介山），一身穿著白色丧服，徒步登山祭奠介子推；先在山下寒食一日，第二天上山祭扫，复定这一天为清明节7。晋文公姬重耳对这“焚林之求”8导致的此一憾事，非常难过；为了不辜负介子推“割股奉君”使得自己能够活命，以及与自己共生死、同患难，却没能共享荣华富贵，还被自己活活烧死的遗憾，因此极力发愤图强，务必勤政“清明复清明”，以告慰恩公，因此使得晋国成为春秋时代诸侯的霸主。

杜牧写“清明”诗，在内心中，实有以此传说而寄寓于当时在位的武宗李炎之深意。在他心里面，实在是希望成为皇帝的武宗李炎，应当记取其帝位之得来不易，并非自己的本事，而是依靠著往昔他人冒著抄家灭祖的极大危险，帮助他得到的天下，应该要学习晋文公姬重耳的勤政“清明复清明”，励精图治，富强国家、福祉人民才对，这才不辜负他人过往之恩德。因为李炎是文宗李昂（公元八二六～八四○年在位）的弟弟，本来只是被他的皇帝哥哥封为颖王而已，但是后来，他却在宦官仇士良（公元七八一～八四三）于朝中的全力操纵、控制之下，趁著文宗李昂患“风疾”病笃，卧床不起时，排除一切障难，将他立为皇太弟，废立皇太子李成美为陈王，由此而登上帝位。可是，成为皇帝以后的武宗李炎（开成五年正月～会昌六年三月二日在位），却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不但礼请充满迷信的非佛教之“密教”行者，撰有《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莲华胎藏悲生曼荼罗广大成就仪轨供养方便会》、《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莲华胎藏菩提幢标帜普通真言藏广大成就瑜》、《供养护世八天法》的法全，聘为长生殿持念大德，并且宠信道士赵归真，不听大臣的忠谏。《旧唐书》〈武宗本纪〉载云：“（开成五年九月）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右拾遗王哲上疏，言：‘王业之初，不宜崇信太当’，疏奏不省。”又大搞炼丹，朝夕巴望能够求得长生不死，导致朝政非常腐败，国家扰攘不安，民不聊生。

不过，到后来，武宗李炎因为道士赵归真（约公元八四六年）、邓元超（约公元八四六年）、刘元静（约公元八四六年）等人的排佛（此时实际上是与“道教”有些类似的非佛教之“密教”极盛）建议，加以宰相李德裕（公元七八七～八四九）复亦怂恿，故而在离他死亡不到七个月之际，也就是在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农历七月（公历八月），下令天下各州郡按期拆毁佛教寺院，大举毁灭“佛教”。这一件事，倒是令杜牧感到很欣慰。在宣宗李忱（会昌六年三月三日～大中十三年八月七日在位）会昌六年时，杜牧改调睦州刺史（后于大中二年八月除官归京），此时撰写的〈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中云：

【……为工商者，杂良以苦，伪内而华外，纳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夺村闾戆民，铢积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钱谷小胥，出入人性命，颠倒埋没，使簿书条令不可究知，得财买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权力能开库取公钱，缘意恣为，人不敢言。是此数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月日积久，曰：‘我罪如是，贵富如所求，是佛能灭吾罪，复能以福与吾也。’有罪罪灭，无福福至，生人唯罪福耳，虽田妇稚子，知所趋避。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穷民，啼一稚子，无以与哺，得百钱，必召一僧饭之，冀佛之助，一日获福。若如此，虽举寰海内尽为寺与僧，不足怪也。屋壁绣纹可矣，为金枝扶，擎千万佛；僧为具味饭之可矣，饭讫持钱与之。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奇怪（奇特怪异）为忧，无有人力可及而不为者。晋，霸主也。一铜鞮宫之衰弱，诸侯不肯来盟。今天下能如几晋？凡几千铜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既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佛也。’……后至会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东京二寺。……。今天子（宣宗李忱）既位，诏曰：‘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天下州率与二寺，用齿衰男女为其徒，各止三十人，两京数倍其四五焉。’著为定令，以徇其习，且使后世不得复加也……。】9

武宗李炎死亡之前的大肆毁灭“佛教”之举措，与宣宗李忱（大乘见道菩萨）登位复佛而有节制；二人的这种作为，当时都受到了杜牧的赞赏，这个时候的杜牧，终于有感受到身系百姓祸福的国君之“清明”气息了。

杜牧感慨：“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又称左券，契约也），交手相付。至有穷民啼一稚子无以与哺，得（有）百钱（却）必召一僧饭之，冀佛之助，一日获福。若如此，举寰海内尽为寺与僧不足怪矣。屋壁绣纹可矣，为金枝扶疏，擎千万佛。僧为具味饭之可矣，饭讫持钱与之，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不奇，瑰怪（奇特怪异）为忧，无有人力可及而不为者。”据《旧唐书》〈武宗本纪〉载云：“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10 唐玄宗李隆基天宝以后，国势急速转坏，民生凋敝，每况愈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啼哭小儿无以喂食，但武宗毁灭“佛教”（此时是实际上与“道教”有些类似的非佛之“密教”极盛）之时，竟可从寺院僧尼手中接收上好肥美田产数千万顷，接收供僧尼使唤之男奴女婢十五万人；寰海之内尽为寺与僧，又寰海之内寺院竟是富丽堂皇，尽为金枝扶疏，擎千万佛，又极尽奇特怪异，到无有人力可及而不为者；僧尼积财无有餍足。此诸种种现象，实在大大悖离 释尊之法教、严重违佛之旨趣，是坏佛之极恶行也，有识之士得不慨乎！ 布袋和尚（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示现）开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