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定义与性质--真史学与新史学二

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定义极为纷杂，莫衷一是。我们先举梁启超对于历史的某一 种定义，25 以便讨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 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准此以谈，则凡人类活动在 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其在空际有周 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也。26 人类是集合名词，是由许许多多的单一个人所汇集起来。那么以全体人类为主 体的历史，必然也是由许许多多单一个人的历史彼此相续而形成。如果没有单一个 人的历史，则必然不能汇集而成为人类的历史。史家对于许许多多的人，在周遍的 空间及相续的时间中造作许许多多的事业，不能一一尽记，因此从中选择具重要性 及影响力的人、事、物加以记述。然而，历史的定义，应该因为史学家能力不足无 法一一记录，而限缩历史应有的范围并扭曲其定义吗？答案显然是不应该。不应该 因为某些史学家能力不足，而限缩历史应有的定义与范围；除非史学家自认为其能 力超越一切人类，否则史学家以自己能力所能及的范围来定义历史，正是史学家的 傲慢与独断。 历史的范围不能以史学家是否能够记述而作定义，而应该以「历史的本质实际 应该为何」来思考历史、定义历史。本文认为：历史是以所有存在的事实为范畴。一般史学家所说，以有形的方式记述历史而成为文献者，则称为历史书、史籍或文 本，可以是延续及众多历史中的一环，但不是历史的本身，更不可能函盖全部历史。 因此，史籍只是部分历史的记述而已，史籍相对于历史而言，极为渺少。研究历史 的价值与意义的学问，称为历史学或史学。史学家在所有真实存在的事实中，挑选 部分事实加以记述的权利，称之为史权。27 凡有权利必有义务，相对于史权，史家 必须记述真实，并负起令史学良善的责任，以及承担著作史籍的因果关系者，称之 为史责或史德。此是就专业史学家的史权与史责所作的定义，至于史权与史责的广 泛讨论，则留作后续的研究。 史学家普遍认为「历史是往事」或者「历史是往事的记录」，故历史必然是以「往 事」为范围，只具有过去性。史学家认为历史具有现在性者，虽有而不多，皆视为 异数。例如，黄进兴在《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中举例： 傅柯所谓的「当前的历史」，于此必须稍加疏解，方能掌握其治史的缘起。…… 表面上，「当前的历史」令人想起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的名 言「任何真正的历史均是当代史」。但细究之，克罗齐的着眼点在认识论上， 而傅柯则侧重现时感。28

本文不详述傅柯（Michel Foucault，别译为福柯，1926-1984）与克罗齐对历史 具现在性的内容。史学家普遍认为史籍除了必须依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撰写，而且是 具有知识性的事实。譬如，梁启超批判以往史籍常常记载不具知识性的事实—类似 「邻猫生子」之事—的不当。29 然而，梁启超所批判的是史学家选择事实的不当， 并不否认「邻猫生子」是事实。既是事实，即是历史的范畴；「邻猫生子」对人，或 许没有意义，可是对猫而言，就如同帝王将相生子一般，可能意义非凡，也是人间 历史的一部分；乃至也有可能因为邻猫所生之子的事故，产生了人类之间的诤论乃 至战争。史学家可能依于现况，追寻过去的事实，重新赋予现代的意义。由过去的 事实可以来到现在，则可知事实必然具有过去性、现在性与未来性，亦使得历史亦 具有此三种性质。 所以当过去的事实现在被发现，或者当时被记录流传到现代，而确认成为知识 时，历史事实具有现在性；历史事实可以作为读者未来的参考，所以历史也具有未 来性。既然历史具有知识性，又可以作为未来的参考（姑不论该件历史知识的正确 性），则历史也同时具有现在性及未来性。例如，每一个人的生日，是一项以往实际 发生的事实（姑不论其正确性），是往事，故为历史具过去性；当前以此历史事实，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目前年龄的事实而具现在性，也可以正确推估未来某一年年龄的 事实，故具未来性。 又如，佛陀说：「夫生有死，自世之常。」30 过去「夫生有死」是事实，是历史 具过去性；现在检验「夫生有死」是事实，即成历史具现在性；未来「夫生有死」 必是事实，必成历史具未来性。此语由佛陀宣演是事实，是历史具过去性；现在知 是佛说，亦即历史具现在性；未来亦知佛说，必成历史具未来性。因此，就事实本 身具有知识性，则历史以所有存在的事实为范畴，必具有过去性、现在性与未来性。 然而，即使不具知识性的事实，也是历史，同时具有过去性、现在性与未来性。 例如，黄梨洲说：「大奸大恶将何所惩创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载之于史，传之于 后，使千载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颈，贱之为禽兽，是亦足矣。」此说并不正确，因 为如果「惩创大奸恶人，只要载于史籍传后，亦足够」，那么黄梨洲应该主张废除死 刑、监狱，凡有奸恶一律载于史籍作为惩创，不必再身系牢狱或处死刑。可是，历史上并没有以载于史籍取代司法惩创的案例，而且黄梨洲也不曾有行动落实此项主 张，预计未来人类也不会有此作法的案例。 由此可见，惩创大奸恶，以载于史籍传后，并不足够。黄梨洲的说法，不具有 知识性，只是为了夸大史籍功能的虚浮夸词。黄梨洲过去所说虚夸是事实，是历史 具过去性；现在其说虚夸是事实，是历史具现在性；未来其说虚夸是事实，是历史 具未来性。从黄梨洲着史记载过去大奸恶的人事，是历史具过去性；记载于史籍， 即时传播于当世，是历史具现在性；使史籍传之于后，是历史具未来性。由此可知， 克罗齐或傅柯从认识论或现时感，建立史籍具有现在性，其实是因为历史本质具有 现在性的缘故。从历史是以所有事实为范围，而事实必然具有过去性、现在性以及 未来性，不论该事实对于人类是否具有知识性，所以历史本质即具有过去性、现在 性与未来性。 史学家认为「历史是往事的记录」，也是错误。史学家认为，凡是实际发生过的 事实，必须以各种有形的方式留下文字、影像、声音、实物等证据，并且经过史学 家记述者，才成为历史。这是史学家不了解历史的本质，以傲慢且独断的心态，对 历史作限缩性的定义，于是导致「历史之死」的危机。 试想：孔子作《春秋》，常有「为亲贤讳」之事；那么孔子所隐讳而不记述的事 实，难道可以不归属于历史吗？如果孔子所隐讳的事实，因为不被记述就不属于历 史，后来由《左传》记述出来，该事实又成为历史。如此令一件事实，一时不是历 史，一时又是历史，显见以记述作为构成历史的要件，必然导致史学内部逻辑的不 一致性。因此，史家一向以有形的证据或「记述」作为构成历史的要件，是一项错 误。所以，本文认为历史不以记述或留传下任何有形证据，作为构成历史的要件。 凡是事实，不论有形、无形，有证据、无证据，有记述、无记述，有文献、无文献， 是善、是恶、是无记，是轮回、是解脱，是知识、非知识，皆是历史。 由上述的讨论可知，前述梁启超所定义的「史也者，则所以叙（述）累代人相 续作业之情状者也」，其实是史籍，而非历史。梁启超对历史的性质与范围，描述为 「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也」，文字上是正确的，但是 梁启超原来所想要描述的意涵却是错误的，故须申论澄清之。梁启超认为历史被记 述的原则是，该人、事、物在地域上影响广泛的人类，故「在空际有周遍性」；该人、 事、物在时间上持续不断的影响后来的人类，故「在时际有连续性」。

然而，当一件事实对于人类影响广泛，史家发现该事实的重要性后，追溯该件 事实时，经常发现该事实已经时过境迁而难以追溯与记述。例如，火药的发现，对 于历史有极大而广泛的影响。但是史家在发现火药的重大影响后，却无法追溯发现 火药的确切时间与人物；而发现火药当时的史家，因为地域的区隔而不知，或者没 有能力判断火药发现的重要性，故无记述。当火药被记载而流传时，通常不是真正 发现的时空。所以，梁启超原来以记述作为构成历史的要件，而能具有周遍性与连 续性者，实不可能。为了弥补如此的缺憾，杜维运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中建 议「建立即时记载天下事的制度」： 历史须根据史料以写成。最直接的史料，是在事件发生时，当事人或同时人 将其原委，及时记载下来。当事人的及时记载不多见，同时人的记载，遂极 珍贵。中外建立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制度，数千年来，祇有中国的史官记事制 度。大量珍贵的直接史料，保存下来。论史学，重要无过于此者。今后世界 的新史学，必以建立世界性的史官制度为首务。31 杜维运希望以建立世界性史官制度，大量而详细记载天下事。杜维运可能没有 想到「当事人的及时记载不多见，同时人的记载，遂极珍贵」的关键原因。因为史 官或史学家只是普通人，并没有超越凡俗的见识，当然不能预见人、事、物的重要 性。例如，史料中没有对于陈胜、吴广未起义前的详细资料，因为陈胜与吴广只是 一介平民，不是当时史官记述的对象。因此，当陈胜、吴广起义而成为影响历史的 重要人物时，已经无法完整记述其起义前的重要资料。同样的，即使耗费极大的人 力与物力，建立世界性史官，那么史官们有什么样超凡的见识，或者以什么样的标 准来决定所应记述的人、事、物呢？ 另外，即使可以建立世界史官详细记载天下之人、事、物，如此庞大的史料， 有哪一位史家有能力研究？杜维运又说： 据近人指出，研究现代史，无论如何刻苦用功的人，都不能阅读已出版书籍 的四分之一。年轻，黑发，朝气蓬勃的进入档案室，出来时可能已白发苍苍， 濒临风烛残年。情况如此，史学家怎能独立修史呢？32 在现行没有世界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之事时，史料、史籍已经汗牛充栋，史家已经浩叹不能遍读过去的史料档案。那么过去的史料，加上近代史料范围更形扩大， 记载愈来愈详细也愈多，史家即使集体修史，如果此趋势不变，其所能阅读的史料 比率必定不足四分之一，而且阅读比率愈来愈低的情况已可预见。因此，历史在空 际有周遍性是正确的，因为所有的事实本然地周遍空际。但是史料的搜集与史籍的 记述，想以人力达到周遍性则不可能。 另外，「在时际有连续性」方面，梁启超认为记述历史应该显示历史演变过程的 前因后果，使得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可以显现。所以梁启超的「连续性」，指 的是「前一事与后一事有脉络相接」的「相续性」，并不是指「在时间上从不刹那中 断」的「连续性」。此处应注意，不论是有脉络相接的「相续性」或者从不刹那中断 的「连续性」，其本质都是「相续性」；只是「相续性」意谓可能有遗漏、间断或跳 跃，「连续性」是相接相连而没有遗漏、不间断、不跳跃，但是时间的「连续性」仍 然是前后刹那彼此相接相连而延续，所以仍然是「相续性」。其实，三界法的一切法 都是「相续性」，而时间的「连续性」仍然属于「相续性」之一种，33 并不意谓时 间是真正的「存有」（being）。历史在时际有连续性，意谓历史既然是以所有事实为 范围，则任一事实不论其存在时间的久暂，都是属于历史的范围。至于「时间、空 间是有、是无」的存有讨论，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故不申论。 梁启超所说「历史在时际上有连续性」，是指史籍的撰写，应该显现历史事件前 后演变间有连续的因果脉络。但是，历史事件的演变因素极为错综复杂，史家一向 很难将一件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叙述清楚而确立下来，因此史家通常只说某历史事 件已经发生而由谁发动，但其发生的真正原因则不能完全确定。例如，英国沃尔什 （William H. Walsh, 1913-1986）在《历史哲学导论》中说： 历史学的学生和教师，在历史的因果关系这个题目上往往是思想混乱 的。……首先是怎样才能令人满意地鉴定历史原因这一实际的困难。最粗浅 地说来，人们感到历史学家应该能够说得出，是什么产生了各种事物的以及 实际上都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历史学家中间在诊断原因上要比在勾划历史事件的精确过程上，显然有着更多得多的意见分歧。例如，我们现在知道大量 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那段时期里主要欧洲列强的政治史和经济 史，但是要声称我们知道战争的原因确实是什么，那就未免过份了。34 由此可见，史家记述一件件时间间隔交错的历史事件，历史发生过某些事件而 来到现在，因而错觉历史事件间一定有不中断的连续性。但是史学家深入探求事件 间的相互关系时，发现事件发生常受环境、文化等背景因素的影响，事件中人、事、 物又彼此相互影响，事件结束后又形成新的背景。如此相互影响，实事求是的史学 家必须承认，历史事件间极难断定因果关系。梁启超为求史籍叙述事件发展的因果 脉络，应该将难以叙述彼此关联性的事件从历史中排除，所以主张「在空际含孤立 性、在时际含偶现性、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换言之，如果在某一地发生而不 扩展至其他地方，或者某一事影响一时而中断，不持续对未来造成影响，则皆不属 于历史。后现代主义学者傅柯对于史学家必须忽略某些事实，才能显现出「连续性」 的作法，进行批判： 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就古典形式的历史而言，不 连续既是已知的，又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以分散的事件形式呈现出来的东 西—决策、偶然事件、创举、发明—和那些通过分析，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 显现出来而可能被回避、被抑制、被消除的东西。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 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 成份之一。……不连续性还是历史学家描述的结果（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分析 要删除的东西），因为历史学家要发现的东西正是某一过程的界限，某条曲 线的转折点，某种调节运动的倒置，某一摆动的界限，某项功能的极限，某 一循环因果性不规则的瞬间。35 傅柯举出某些史学家想要排除「决策、偶然事件、创举、发明」等等找不到因 果脉络的不连续事件，才是历史应该描述的对象。因为史学家想要描述历史演变的 转折，其本质正是不连续的，而且正是显示循环因果不规则的瞬间，所以历史事件 也不具有因果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