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权与史责--史权、史责与史家三(2)

[历史学] 发表时间： 2015-07-02 16:01 点击: [放大字体正常缩小] 关闭

威尔斯的「全人类帝国」思想，应该来自于基督教「神圣世界统一主权」的思想：

基督教到这时候一定要在世界史上起重大的作用了，而且它要使人类对于一个统一的世界的可能性产生新的憧憬。54……但教皇背后有一群红衣主教、神父和许许多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就是在最黑暗最纷乱的日子里，他们也从来没有完全丧失了神圣世界统一主权的眼光，即圣奥古斯丁所曾表达的，基督和平遍及全球的这个非常崇高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整个中世纪对罗马起了指导作用。55

威尔斯认为基督教要使人类对于一个统一的世界的可能性产生新的憧憬。然而，人类的憧憬不必然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如果人类憧憬的只是一个统一的世界，那么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想要统一欧洲，欧洲各国应该支持而不应该起而反抗；威尔斯又何必图谋加快这些讨厌的、浪费的、邪恶的东西—民族主义和战争— 的消灭呢？

从《世界史纲》中可知，威尔斯期待「一个全人类的帝国」的思想系来自基督教。因为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其他宗教的神祇皆非真神，因此只有统一在唯一的真神上帝之下，世界才能获得和平的保证。如果威尔斯「全人类帝国」思想来自基督教，而野心家利用威尔斯的言论而发动帝国战争，则威尔斯与基督教中令威尔斯有此思想者，都必须一起负担教唆战争的史责。

试想：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皆相信唯一的真神，但是基督与阿拉却是彼此不同而不能共容，于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便产生宗教战争。从历史发展的事实可知，唯一的上帝以及唯一的帝国或统治者，正是世界战争的乱源而非和平的保证。所以，这样的宗教教义撰写者，也要为宗教战争负起史责。如果有西方史家堕入「一个全人类的帝国」、「一个伟大的民族」、「神圣世界统一主权」的思想，其实都违犯「不教人杀生、见人杀者心不喜乐」的过失，直接或间接残害广大人类与无辜的动物，必然是错误施行史权的史学思想，也是没有善尽史责的无智史家。

西方史家有这种无法贯彻「不教人杀生、见人杀者心不喜乐」的无智史家，那么东方史家又如何呢？本文在绪论中举示杜维运批评东西方史家「盲目的爱国主义」、「错误的历史观念、历史使命」常常是战争的肇端，对于史学家「只知为政治服务」深恶痛绝。但是，现代东方的史家能够不堕入这样的过失中吗？杜维运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中说：

中国史学，源于《春秋》。《春秋》富经世思想，同时具有大一统观念。《春秋》大一统之义，是和平思想的崇高境界。中华民族在一天然的地理环境中，数千年生活在一起，过一致的文化生活，是由于受史学中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史学家几无不尊奉大一统之义，秦汉以后的统一局面，赖以绝而复续者屡。战祸以之而减少，生灵借之以复苏。如春秋战国的形势不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岂不完全演另一欧洲列强纷争之局？中国的和平，由于中国的统一。中国的统一，由于中国史学中大一统之义的涵育。西方史学无此涵育，以致欧洲由统一而分裂，由分裂而战祸不已。56

上文所说有许许多多的错误，但限于篇幅不一一讨论，兹仅就与威尔斯错误的历史观念相关者进行探讨。杜维运认为「《春秋》大一统之义」，就是「版图统一之义」，所以中国史学家几无不尊奉大一统之义，都是尊奉「版图统一」的思想；乃至秦汉以后的统一局面，赖以绝而复续者屡，都是中国史家所促成。若是杜维运所言成立，则中国史家便应为历代所有为版图统一的征战负起「教人杀生」的罪业。可是，什么是「版图统一」呢？世界上历代的皇朝帝国版图没有不变的，也没有哪一块土地是永远属于哪一个皇朝帝国的，甚至连皇朝帝国本身都只是暂存一时而不能

长存，那么到底要以什么样的版图大小来定义「大一统」呢？这些议题都不是杜维运所曾探讨的。

杜维运进一步申论：如春秋战国的形势不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岂不完全演另一欧洲列强纷争之局？中国的和平，由于中国的统一。换言之，杜维运称赞嬴政以战争的手段征服六国，才带来「中国的和平」；杜维运认为版图的「大一统」是重要的，也是后和平的保证。因此，杜维运赞同嬴政、刘邦以战争为手段征服境内各国扩大版图，认为这就是「《春秋》大一统之义」，就是「和平思想的崇高境界」。

可是，「《春秋》大一统」真是这样的意涵吗？我们可以参考汉朝大儒董仲舒〈天人三策〉对于「《春秋》大一统」的见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57

董仲舒解释「《春秋》大一统」的意涵，是指天地运作的不变道理（天地之常经），也是从古至今彼此相通而适谊事物变迁的法则（古今之通谊），其实就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天道（大自然）运行的法则才是「大一统」的定义，并不是诸子百家自说自话彼此相异的。换言之，「《春秋》大一统」指的是法界运行的因果法则，皆是普遍相同一致而唯一的，不会有任何的歧异，与扩张政治版图的「大一统」完全无关。

由于董仲舒阐释「《春秋》大一统」的道理，于是刘彻58「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甚解，由是禁锢中国学术思想甚久矣。由此可知，杜维运是曲解「《春秋》大一统之义」的内涵，将原来与政治版图大小完全无关，而是探讨天道运行法则的「大一统」，扭曲为只有当版图扩大时才是和平的「大一统」；若是版图没有扩大就不是和平的「大一统」，就应该以战争手段遂行扩大版图的大可能性的「大一统」。因此，杜维运这般曲解「大一统」原义，也是不实妄语的无智史家。

从杜维运秉于「《春秋》大一统之义」，希望有个土地广大的中国帝国；而西方史家威尔斯希望「一个全人类的帝国」、「一个伟大的民族」、「神圣世界统一主权」，有一个版图扩及全球的全人类唯一帝国。如此二人皆以统治的版图愈大，当作是更大范围的和平；版图愈小，就认为是较小的和平。如此二位东西方史家有志一同地曲解和平的本质，将原来本质是「不杀生」而与版图大小根本完全无关的和平，曲解为与版图大小有关而似乎与战争杀生无关。像这样曲解世间基本的义理，不但违背七圣戒中「不教人杀生、见人杀者心不喜乐」的史责，也违背「不行妄语」的史责，都是没有善尽史责的无智史家。

杜维运与威尔斯二人对于「大一统」有一致的共识，那么杜维运应该赞同西方史家威尔斯的「全人类帝国的大一统之义」，比「《春秋》大一统之义」还更伟大了。若是现在西方列强之一发动战争，想效法嬴政、刘邦以战争的手段征服世界各国，建立「一个全人类的帝国」，以创造版图大、和平大的「大一统」，那么杜维运岂不是应该表示赞同呢？其实版图大小与和平无关，嬴政、刘邦已如杜维运所赞扬的「大一统」，但是为何这样「和平」59 的「大一统」，却不能维持而崩坏灭亡呢？就是因为和平与版图大小无关，而与人的野心有关、与皇朝治理是否利益人民有关。帝国王朝版图再大，若是不能「正法治化」，60 必然不能安定久存。关于「正法治化」的讨论，不是本文的核心议题，故不予申论。

以上所举二位东西方史家都是表面主张和平、不杀生，但实际上都不能贯彻真正的和平与不杀生的道理，反而有鼓励发起战争而杀害人畜的本质。若是比较两者，威尔斯自承建立「一个全人类的帝国」是其「公开的图谋」，基本上是诚实的，故只有未贯彻不杀生的过失；杜维运不但不能贯彻不杀生，还曲解「《春秋》大一统」的内涵，故有曲解文义的不实妄语，应再加上诬谤孔子的过失。此外，杜维运谎称「西方史学无此涵育」，令人错以为「版图扩大」的「大一统」是高贵、和平的思想，所以只有中国才有；可是事实上，「版图扩大」的「大一统」是不高贵、不和平的野蛮思想，也是东西方普遍都有的野心思想，所以这也是杜维运的不实妄语。因此，杜维运所应负的史责也重于威尔斯。

综合二位史家会违反七圣戒的原则，都是因为有双重标准的缘故。也就是说，站在自己名色相关61 的立场而著作史籍，没有超越名色相关的关系，必然会产生逻辑的矛盾性。也就是说，依于名色的关系而建立种族、民族、地域、政党、文化等等小群体的利益与立场，于是期待自己所属的小群体获得大的利益，必然压缩其他群体的利益，形成自他彼此不能相容，而利己不利人的双重标准。无智史家就是依于彼此矛盾的双重标准进行著述，必然是属于未善尽史责而有过失的假史学，62 而不是善尽史责而没有过失的真史学。63 关于真史学与假史学的内容与差别，不是本文所探讨的范围，故不申论。

现代学者赵梅春认为「为君贤讳」系采用双重标准，必然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但在维护名教上是可以取得一致的。赵梅春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双重标准〉中说：

这样一来，直笔与为君亲隐讳之类的曲笔从表面上看彼此矛盾、互不相容，但实质上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无论是直笔撰史为后世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还是曲笔维护名教都是为了这一共同的目标，并不矛盾。…… 直笔和为君亲隐讳之类的曲笔虽然在维护名教的前提下取得了一致，但除此之外不免相互矛盾，因而双重标准的使用常常使史学批评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64

赵梅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不论是直笔与为君亲隐讳之类的曲笔，实质上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在维护名教的前提下取得了一致。也就是说，赵梅春认为直笔与曲笔都是「维护封建统治」，则在「维护名教的前提下取得了一致」，就没有矛盾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本文前述举例显示，杜维运以曲笔维护嬴政、刘邦的「名教」与「封建统治」，看似没有矛盾；但却是以曲解「《春秋》大一统之义」的内涵作为代价，将《春秋》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结果却是破坏孔子的名教，将孔子塑造成为一个主张以战争扩大版图的政客了。孔子真是如此主张的战争贩子吗？我们再举汉朝大儒董仲舒与刘非（易王）的问答：

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句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枊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繇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65

从董仲舒的回答中可知，董仲舒认为孔子的门下，五尺的孩童也羞于谈论五霸，因为五霸推崇欺诈武力而不注重仁义。自认为是儒家门下的杜维运，却认为《春秋》是赞同嬴政、刘邦以战争手段征服境域，恐怕连当孔子门下五尺之孩童的资格也没有。儒家门下的杜维运这样曲解《春秋》、诬谤自己儒家祖师爷孔子，已经是欺师灭祖大不孝的恶行，儒家所重的纲常名教在他的言行中已经毁于一旦了。由此可知，「维护封建统治」与「维护名教」并不是如同赵梅春所说的可以「取得了一致」。

其实，为君亲隐讳之类的曲笔「维护封建统治」与「维护名教」，是经常矛盾而不能相合的。因为在时势变动或改朝换代时，「维护封建统治」的「名教」系胜者为王、为圣、为贤，败者为寇、为贼、为敌；旧朝臣子皆是乱臣贼子，倒戈投奔者一变而成「义士」，于是中国历代视时势风向的倒戈「义士」何其之多。这些史实显示：「维护封建统治」与「维护名教」共同运作之下，「维护封建统治」有时对某些人是优先于「维护名教」；名教根本不是维护的目标，而是重新取得「封建统治」利益的借口。所以，杜维运在新时代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违背「维护名教」而曲解《春秋》、诬谤孔子，也就显得理所当然的了。

依于名色关系所建立的名教，使得纲常名教将「各为其主」当作是高的价值。但是「各为其主」的名教，已经限制名教只能适用于极有限的名色相关的纲常范围，如何可能是天道普遍运行的恒常法则呢？中国史家想要维护的名教，皆只是一时封建统治下的名教，与史家「究天人之际」的天道常理岂能相符？66 由此可知，史家为君亲隐讳之类曲笔的双重标准想要获得维护名教的成果，其实是不可得的；并且令史家成为无智史家，而有愧于史责。那么如何是有智史家，于施行史权时能无愧于史责呢？本文接着将继续探讨史责的阶位。

本文标签：实证佛教(41)史权(5)史责(7) 本文关键字：史权,史责,实证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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