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功能--真史学与新史学四(2)

[历史学] 发表时间： 2015-07-02 16:16 点击: [放大字体正常缩小] 关闭

旧史学时代具有野心的帝王与史家，以各种手段建立「忠君」的道德标准，要求人民效忠帝王的野心，代表对王朝群体利益的效忠，而发动并吞其他王朝的战争。同样的，现代的帝国主义野心家，以学校、文献、知识和新闻建立「国家认同」的道德标准，要求人民效忠统治阶层，代表对于民族国家利益的效忠，于是发动各种殖民战争或种族迫害。其中，最具体的案例就是纳粹德国的侵略与屠杀：纳粹屠犹是由纳粹德国及其帮凶以国家名义，于 1933 至 1945 年间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的有计划、有步骤的迫害和灭绝行为。犹太人是该事件中的主要受害者，有 600 万人丧生。吉普赛人、残疾人与波兰人也因种族、民族或国籍等原因成为被迫害、消灭的对象。另有数百万人，其中包括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派教徒、苏联战俘和持不同政见者等人士也在纳粹暴政下受到严重的迫害与杀害。89 纳粹党以名色二法的差别与高下，建立优生学、种族优越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利益，透过学校、文献、知识和新闻媒体等等公有私有机构，鼓动人民参与战争与屠杀的意愿，最后导致当时德国人民普遍造作严重的杀业，若无其他的重大善业，则必然普遍地沦堕恶道中。因此，以名色二法所建立的群体效忠，必然是狭隘且错误的价值观，而导致众生自己沦堕于三恶道中。鲁宾孙在《新史学》中说：自古以来，就有人想出许多理由来辩护这种政治和军事的偏重。Freeman简直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Ranke以为史学的目的，是要明晰我们对于国家由来和性质的观念。因为国家是人类发达的继续的根据。还有一个德国的学者说道，数千年来，国家这种东西—政治的组识，为研究史学的中枢；他并说这是永远应该如此的。90 由此可知，十九世纪兰克所主张的科学历史，仍然是以「国家认同」作为道德核心的民族主义史学。帝国主义的野心家利用史学理论建立狭隘的「忠群」认同，以谋取国家利益作为发动战争与屠杀的正当性。因此，近代史学虽因民族主义而发达，但是史学反而成为帝国主义野心家所利用的工具。而史学的工具化，正是史学儒教化的重要特征。

姑且不论史学忽视畜生道众生作为历史主体的事实。如果新史学以全人类作为历史主体，则人类应当以效忠「国家群体」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吗？很明显的，「国家群体」小于「全体人类」，因此效忠「国家群体」显然不具有道德性。谋求「国家群体」的最高利益而牺牲「全体人类」的利益，不但不具有道德性，最后仍将危害「国家群体」的利益，过去世界大战的历史就是明证，现在各种战争对于「全体人类」与「国家群体」的危害亦然。同样的，只谋求「全体人类」的最高利益，而牺牲其他历史主体的利益，也是不具有道德性，最后也将危害「全体人类」的利益，现在环境破坏与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就是明证。因此，以「忠群」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并不准确，而是应该以「效忠于完整的历史主体」作为最高道德标准。因为十法界一切有情是完整的历史主体，是法界中存在最久而最广大的群体，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群体的数量可以超越之。所以，凡是不以十法界一切有情作为效忠的对象而有所遗漏者，就有不道德的罪恶存在。鲁宾孙在《新史学》提出相关的问题：我们此地应该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偏心，引我们专去叙述历代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军事史？他们所占的宝贵地位是不是应该拿来述那些向来轻视的重大问题？什么一个Louis或者一个Frederick得失了一块土地、什么惨淡经营集合了一个Caesar Borgia一败就瓦解的小公国、什么朝代的战争、少年皇叔的野心、一千年前敌人左右翼的回转。这种事情，岂不是给他们一种不应得的重要么？人类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人类的惟一利害机关。当中古时代，人类组识了一个教会，无论从那一方面观察他，比政治机关总永久些，势力总普遍些，就是罗马帝国还不及他。91 野心的统治者与无知的史学家，总是告诉我们是「国家群体」的一分子，为追求「国家群体」的利益与长久生存，应当牺牲自己而与其他「国家群体」进行斗争。但是，到底是「国家」存在较长久，还是「人民」存在较长久呢？新史学都以名色二法短暂存在，告诉我们「人民寿命短，国家寿命长」，因此为了国家的永续存在与利益，人民应该为国家牺牲。可是，当我们仔细思维自己的历史：此世我是某国人，往前推百世，如果一世平均五十岁，我便经历数十个不同地域的朝代。92 因为王朝与国家都是后来聚合兴起的事物，乃至地球尚未形成前，我们便已经存在于宇宙中的某个地方。那么我是哪一个朝代的人？我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乃至我是人、是鬼、是天、是畜生，还是地狱呢？因此，法界的事实是：有情不朽而寿命无穷无尽，群体易朽皆是和合生灭无常，寿命极短迅即消灭。当群体存在的时间比有情短暂太多了，那么我们有情在这些群体尚未存在时，我们如何效忠群体呢？所以，没有扩及全体历史主体的任何群体，皆非有情应当效忠的对象。因此，有道德的转轮圣王必然扩大效忠的对象，不但效忠于人类，而且及于畜生道众生。《长阿含经》卷 6：子白父王：「转轮圣王正法云何？当云何行？」王告子曰：「当依于法，立法具法，恭敬尊重。观察于法，以法为首，守护正法。又当以法诲诸婇女，又当以法护视教诫诸王子、大臣、群僚、百官，及诸人民、沙门、婆罗门，下至禽兽，皆当护视。」93 人类与畜生道众生紧密地共同生存于世界中，畜生道是人类无可忽视的历史主体。如果从名色二法的优劣差别，人类可以任意宰制畜生道；但是畜生道众生的崩坏，最后也将导致人类的生存基础也同遭破坏。因此，法界的事实是，有情的利益是彼此相关而不能切割与分离的。如果只追求部分群体的利益，而忽视其他群体的利益时，其结果必然是不道德而必然伤害到自己的利益。所以，法界中最广大且最长久的群体即是「一切有情」，效忠于「一切有情」最极致的利益，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鲁宾孙举出，中古欧洲教会组织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比任何政党、国家等政治机关更长久。如果政党、国家等政治机关是应当效忠的对象，那么存在更久远的教会组织，更应当是效忠的对象了。非理性的野心宗教家与无知的史学家，同样利用名色二法的关系，建立教会群体的效忠与崇拜。英国史家埃尔顿在《历史学的实践》中说：虽然创世神话与宇宙起源论证明了赋予过去以意义这一普遍的愿望，但是，并非所有的文明同等程度地致力于理解和撰写真实的人类历史。……没有其他古老神圣的作品比《旧约全书》更具有严格的年代顺序和历史性，它是对上帝（他掌握着历史中前后相继的各代人的命运）之言行的直接记录；在各种宗教中，只有基督的后代从一个历史事件中获得它的权威。另一方面，对人类事物的系统研究（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始于希腊人。世界各地一直都在研究和写作某种历史，例如，从埃及和秘鲁的编年史到爱斯基摩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神话，但是，只有在回溯到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文明中，历史才是一份主要的关怀、一位未来的老师、一种宗教的基础以及一种解释人类的存在和目的的有用之物。94 埃尔顿说「并非所有的文明同等程度地致力于理解和撰写真实的人类历史」是正确的，因为埃尔顿本身所理解与撰写的也不是真历史，而所有我们目前所见的历史书与史学都不是真史学，都是建立在错误思想上的假历史与假史学。埃尔顿所推崇具有严格的年代顺序与历史性的《旧约全书》〈创世纪〉，却是充满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假历史：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

《旧约》描述亚当、夏娃生下该隐、亚伯，该隐与亚伯兄弟相残，如此世代相传而成为犹太人。上帝耶和华能够创造人和世界，却需要受用「地里的出产、头生羊、羊脂」，而且贪着头生羊及羊脂，那么显然耶和华没有能力创造人类与世界，才必须依赖人类提供头生羊及羊脂。因为真正有能力创造人类与万物者，必然不必依赖万物或人类的献祭而存在，也不会贪爱所创造之人与物。因为既然可以随意自在创造人与物，则对于随意自在创造之人与物就不必贪爱。可是由耶和华贪着头生羊的献祭，而不喜爱地里的出产物，可以知道耶和华是福德不如素食的人类而贪食血气的低级鬼神道众生。埃尔顿无知的推崇《旧约》荒谬的〈创世纪〉神话，显示史学家的不理性和迷信，与一般人没有任何的不同。而《旧约》中描述，犹太人该隐、亚伯二兄弟，为了讨好鬼神耶和华的细故而兄弟相残；这样荒谬绝伦的残忍历史，竟然是史学家埃尔顿所称赞的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文明，显示新史学家所认知的文明水准，其道德要求极为低俗与不堪闻问。像《旧约》这样的创世神话与宇宙起源论，都是假历史，根本没有丝毫的事实，也根本没有撰写真实的人类历史，却赋予错误的价值与意义，所以不是神圣的作品。《旧约》只能给不追求理性与知识的人类及史学家，作为一种宗教与历史的想象；对于追求理性与智慧的人类，不但没有丝毫的贡献，而只有迷信与破坏。因为《旧约》与《新约》以民族主义思想，记载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96 而歧视其他种族，使得种族优越主义思想散播于西方世界，导致后来纳粹德国以种族优越主义思想屠杀犹太种族的背景因素。因此，犹太人传播极端民族主义的《旧约》与《新约》，最后反噬犹太人，正是错误的宗教与史学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对于解释人类的存在和目的，《旧约》与《新约》不但是无用之物，而且是世界纷乱的重要根源之一。上述《旧约》中描述：亚当与夏娃同房后，夏娃就怀孕；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旧约》没有告诉我们，为何夏娃与该隐妻子可以怀孕生子，而不必再依靠耶和华创造生命？显然《旧约》的撰写者，因为不能解答人类与动物皆可怀孕生子的疑问，因此以《旧约》假造耶和华创造人类与世界的迷信之说。所以，《旧约》的记载根本是不文明的假历史。因为现见人类可以怀孕生子，根本不必上帝的创造，则可知上帝造人乃虚浮夸词。犹太教、基督教与回教等等一神教，即使有神造世人，然后从亚当、夏娃到该隐、亚伯，乃至传到约瑟，97 具有严格的年代顺序，仍然不具有历史性，因为一开始耶和华创造世界与人类就不是事实，当然不具有历史性，只是欺骗世人的谎言而已。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是，在妇女怀孕生子时，观察「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 第八识如来藏—的真实存在，也就是亲证中国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 98。如此符合事实的观察之后，虚幻的鬼神耶和华与虚拟的亚当、夏娃在一切妇女怀孕生子后，便只能退出历史的舞台。当史学家能够回到理性而不迷信的实证佛教中，实证「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那时历史才是一份主要的关怀、一位未来的老师、一种宗教的基础，以及一种解释人类的生存和目的的有用之物。所以，整个以《旧约》与《新约》作为思想基础的西方神学、哲学与史学，其实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佛教之外的整个东方的神学、哲学与史学亦然。经过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史学的基本功能在于认识自己在人间的位置，只有真史学才能使我们了知自己在十法界中的位置。新、旧史学不能产生正面功能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以生灭变异的名色二法，错误地建立为历史的逻辑起点与终点；于是受到野心的统治者所利用，要求人民必须归属于团体、派系、地区、政党、种族、民族、国家、教会等等而效忠小群体，一起为扩张小群体的利益进行小群体间的斗争，进而产生民族主义、种族优越主义等等错误的思想，最后反噬人类的生存。史学要发挥其正面功能，则必须回到法界事实真相的本质，就是以不生不灭的第八识如来藏作为历史的逻辑起点与终点，确认人类自己在法界中并不归属于任何以名色二法所建立的小群体，亦不必无知地效忠任何的小群体；但是对于有利益于群体，而无害于其他历史主体与群体者，则应依于智慧的判断从事之。相反地，一切小群体皆应该效忠于最广大、最永久的「一切有情」，为「一切有情」谋求最终极的利益—成就佛道，才有短暂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人类所应该归属的群体是「一切有情」，正确的位置是十法界中高于地狱、饿鬼、畜生的第四阶层，往上尚有阿修罗、天二种业道，再往上还有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与佛陀等四种法道。人类存在的目的，不是无知地跟随世间小群体的统治者生死流转，而是跟随最伟大的法王—佛陀—的足迹，实证法界的实相智慧，勤苦修行而迈向成佛的道路。因为佛陀宣说佛法的主旨，完全以「饶益一切有情」99 作为效忠的对象，因此佛陀是法界中最高的道德者，而成为「一切有情」共同归依与学习的对象。而第八识如来藏出生名色二法（身心），并作为名色二法存在时之所依，记录名色二法所作所为的全部业行，并且依因果律审判名色二法的业行，决定下一世名色二法的形态与去处。因此第八识如来藏是法界律则的建立者，是究竟史官，也是究竟法官，更是一切有情应该完全遵循的归依处。如果人类应该归属于世间的某个群体者，则应该归属于沙门众—大乘菩萨僧团。因为大乘菩萨僧团都是归依福慧圆满的佛陀，学习佛陀效忠「一切有情」的慈悲胸怀，并且依于第八识如来藏本来自性清净涅槃的纯善法性，以去除名色二法的杂染而广度一切有情，最后成就究竟解脱的佛地境界。综上所论，十法界是第八识如来藏永恒不坏的法性，所显现永恒不变的历史结构。在永恒不变的结构中，无明众生依于如来藏出生名色杂染的法性，在六种业道中流转生死，是历史变动的波浪。有智众生则寻觅三宝、归依三宝破除无明，实证依如来藏的纯善法性所建立的四圣法道，从六种业道升进四圣法道，与诸佛菩萨在历史的波浪中济度一切有情，而显现永恒不变的历史结构。因此，史学最基本而重要的功能是：说明十法界的事实真相，令有情认清自己在法界中的位置，确认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是唯一且究竟的归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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