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扩充与收缩--史权、史责与史家五

[历史学] 发表时间： 2015-07-02 15:59 点击: [放大字体正常缩小] 关闭

前文已经确认史家选择部分事实记述而施行史权，即是以言行书写法则，作为史家的特征。既然史权彰显史家的特征，本文将以此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的权力特征作为判断史家的准则，应扩充者即予扩充，应收缩者即予收缩。杜维运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中建议「建立即时记载天下事的制度」：历史须根据史料以写成。最直接的史料，是在事件发生时，当事人或同时人将其原委，及时记载下来。当事人的及时记载不多见，同时人的记载，遂极珍贵。中外建立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制度，数千年来，祇有中国的史官记事制度。大量珍贵的直接史料，保存下来。论史学，重要无过于此者。今后世界的新史学，必以建立世界性的史官制度为首务。100 杜维运希望建立世界性史官制度，以便及时记载天下事。若是我们观察史家施行史权所作的事务—选择事实而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则可发现新闻工作者（或称为新闻记者）所作的工作内容，恰好完全符合史家所做的事务，而且也已满足杜维运所谓「及时记载天下事」的目标。我们可以观察新闻工作者主要的工作内容，例如，李良荣在《新闻学概论》中说：新闻工作者每天面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必须不断对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作分析、判断，并作出选择。分析能力、判断能力，这是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101 根据上述的描述可知，新闻工作者是从每天所面对许许多多的新事实中选择部分事实而分析、判断，并作出选择，与史家从发生久远的事实中选择部分事实的情况没有丝毫的差别，皆是从事实中选择部分的事实而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只是史家从过去久远之事中以书法自鸣，而新闻工作者是在新近发生之事中以书法自鸣，只有如此的差别而已。因此，新闻工作者也早有人称之为「史学家」。例如，彭家发在《基础新闻学》中描述：一般人对记者形象，又有两极化有法，例如： —交游广阔、八面玲珑、文武一脚踢、高低四路通、为民喉舌、打抱不平、独来独往、充满使命感、有办法之人、消息灵通人士、为民族先锋、史学家、文学家、道德家、改革家、记录者、见证者、先知先觉、最值得信赖的人、为读者服务的人； —吹牛、打高空（扯谎）、不学无术、文化流氓、无冕皇帝、逢官三大级、

上文描述新闻工作者的形象与作为是极为纷歧的，既为史学家、文学家、道德家等等似乎是正面的形象，可是吹牛、打高空（扯谎）、不学无术、文化流氓，乃至制造新闻而成为制造业等等，又是负面的形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本文前面已经探讨过「史学家选择事实，流于漫无标准」，同为史家的新闻工作者也就同样地缺乏施行史权的标准。所以，史家形象也极纷歧，故引起其他史家的抨击；新闻工作者既是史家，故亦不能免。于是梁启超对史家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的质疑，也同样适用于新闻工作者。所以，李良荣说：新闻学给了我们一种从事新闻工作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善于去发现新闻、发掘新闻，给了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基本的技能技巧。但是，在新闻学里并没有一个观察、理解现实和评价事实的是非曲直、利弊得失、荣辱好恶的价值体系或参照系。这种价值体系必须从其他学科，例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哲学、文学等等以及到社会实践中去吸取。103 上文描述显示，新闻工作者就是史家，所以与史家面临同样的困境：没有一个观察、理解现实和评价事实的是非曲直、利弊得失、荣辱好恶的价值体系或参照系；同样陷入「史学家选择事实，流于漫无标准」的困境。新闻工作者也是史家，也施行史权而传播书法于大众中，却同样缺乏评价事实的价值体系而「流于漫无标准」；但因为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所以同样要承担「大一统」的史责而没有任何差异。所以，新闻工作者是史家应该扩充的范围。由此可知，杜正胜认为史家或是一种专业知识的分类，也有错误。因为著作史籍的史家，及时记载新闻的史家，施行史权不免「流于漫无标准」，如何可以称为一种专业知识的分类呢？因此，著作史籍的史家、新闻工作者的史家，皆非专业的史家。从上述史家范围的扩充可知，新闻工作者以文字记述新闻既然也是史家，那么以声音、影像记述事实者，应该也属史家之范围。杜维运对于史家也应该以声音、影像记述历史，提出以下的看法：

史学家利用想象以创造的可以让读者看到听到历史的境界，是很难完全服人的，即使其背后有大量的资料作基础。往往其境界愈真切，愈离事实遥远。于是真能让读者看到听到的历史，乃有问世的必要。历史人物像，不管是摄影下来的，或者是画出来的，出现在历史上，最有真切感。104 杜维运认为让读者看到听到的历史，乃有问世的必要，是有灼见而赞同史家的扩充。史家着史以历史想象105 的文字描绘历史事件施行史权，同时以记述历史的方式创造历史；而现今的大众传播媒体，包括以文字、图片、纸张为媒介的报纸、广告，或者以声音为媒介的无线电台，或者是以文字、声音与影像共同结合媒介的有线、无线、网路电视、电影等等，都是以文字、声音、影像等等媒体，作为历史想象的工具描绘事件、书写法则。所以，大众媒体工作者也是史家，这是史家范围的再度扩充。大众媒体也有纷歧与负面的形象：（一）1930 年代的保护主义立场：视媒体为「带菌者」，效果直接而巨大，而阅听人是被动的牺牲者，是容易受传播讯息操控的「大众」（mass），青少年尤其是如此。因此媒体教育的职责，就在保护公众，给公众打预防针，提升免疫力。106 媒体被视为「带菌者」，阅听人是被动的牺牲者，同样显示「史学家选择事实，流于漫无标准」的相同困境。因此，大众媒体工作者也是史家，亦无疑义。然而，史家的扩充仅止于此吗？并不尽然，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 1889-1974）在《公众舆论》中说：不过，最令人感兴趣的则是在人们头脑中自发产生的那种画像。107……他会学着用他的头脑去观察他从未见过、摸过、闻过、听过、想过的大千世界。

他会逐渐在他的脑海中为自己制作一幅视线所不及的那个世界的可靠图像。外部世界的这些特征，我们简略地称作公共事务。108 李普曼描述人们头脑中自发产生的那种画像，而这种经由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与意识等六识认识外部世界的事实，而在脑海中为自己制作一幅视线所不及的那个世界的可靠图像，其实也是人们选择外部世界公共事物中的部分事实所建构出来自认为的可靠图像，于是人们便以自己的言行而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就如同顶生王一般。因此，一切的人们自己既是历史主体，其实就是史家，也是选择身旁可及的部分事实而关注、认知与行动，并且以身口意行而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当然也必须为自己的身口意行负起史责。史家仅止于人类吗？史家完整的范围应该为何呢？史家完整的范围，其实就是十法界的一切有情，也就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一切有情，109 都有史权而以身口意行书写自己心中的因果法则，所以都是史家，也都必须担负史责。因为一切有情既然作为历史主体，则必然有其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的史权。所以在「大一统」的因果律则下，仍然敢毁谤贤圣、曲解文义、只知为政治服务、采用双重标准等等，不畏于沦堕三恶道者，皆是以身口意行而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也。因此，一切有情皆是敢嚣嚣然以书法而自鸣的史家，而有不同。所以，本文接着探讨史家的差异。梁启超质疑史家：果据何主义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也？六凡业道的史家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皆是因为缺乏实证而且有骄慢之心，于是成为取沙弃金，在所不免的无智史家。110 例如，杜维运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中说：

如载籍中常被引及的史佚，即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史官。他曾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岂非由博学发出的智慧光芒？111 杜维运赞叹史佚所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史家博学发出的智慧光芒。可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博学发出的智慧光芒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自《左传》鲁国姬黑肱112 四年的记载：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11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系指鲁国与晋国王室同样都姓「姬」，所以是「吾族」；但是楚国王室姓「芈」，114 并不是「姬」姓，所以不是「吾族」。因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书写的法则是：不同姓氏必不肯相爱；即是以姓氏为差异的「氏族主义」，比「种族主义」、115「民族主义」116 更为狭隘。如此无智而且心胸狭隘的言说，杜维运将之称赞为博学发出的智慧光芒，可见杜维运所见的博学与智慧光芒，只是同于史佚。可是，杜维运又说处于 21 世纪的今天，科技的进步，已使世界范围缩小，然而国家民族的偏见，仍然弥漫于世界每一角落，国家民族间的仇恨不绝，战争弥已，人类尽毁，决于旦夕。117 杜维运自说国家民族间的仇恨不绝，就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偏见，仍然弥漫于世界每一角落，而国家民族的范围中最严重、最狭隘的偏见就是「氏族主义」，却是他所称赞的博学与智慧光芒。书写如此颠倒矛盾的法则，就是无智史家施行取沙弃金，而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的个人史权。主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无智史家，只能实证眼、耳、鼻、舌、身、意识等六识心，落入六识的邪恶见解中而不自知，而且因为有骄慢之心，自以为偏狭、寡闻与无知的「氏族主义」是由博学发出的智慧光芒，即不能提升到整体历史绝对客观的高层次中。有智史家与无智史家所称的博学与智慧光芒差异甚大，因为有智史家是以实证主义现量实证118 法界平等的实相，以实证的专业知识衡量天下古今事物，并且以平等、无慢之心施行史权。《杂阿含经》卷 49：「于彼世界边，平等觉知者，是名贤圣行，度世间彼岸。」119 经文说：对于有情世界的边际范围，能够觉察明了其平等性的言行，才叫做贤圣的言行，就可以度到与世间相对的解脱彼岸。什么是有情世间的边际（世界边；即完整历史主体的范围）呢？就是对于历史主体的范围，能够正确了知，确认十法界的有情都是历史主体，才有可能是有智史家；若是不能正确了解历史主体的范围，必然是无智史家。了解历史主体的范围后，还要觉察明了历史主体间的平等性。换言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观察到六识心的不平等性，因此不同的氏族间意识的认同感就必然有异，所以不是贤圣的身口意行，而是轮回生死凡夫的身口意行。什么是历史主体的平等性呢？有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声闻缘觉观察众生色身（色法）无常、苦、空、无我，名身（心法）无常、苦、空、无我，所以众生身心虽然非我族类，但同样是无常、苦、空、无我，终必灭尽死亡；国家、版图再广大亦终必灭尽，因为地球总有灭尽的一天。因此，对于非我族类的众生也能生起悲愍之心：众生为了生存于物质缺乏的人间必需忙碌于生计，已经是极为困苦，何必再分氏族、种族与民族而彼此相伐呢？何不彼此相爱而和乐生活，共向如来藏独存而永恒不变的涅槃解脱呢？同理，畜生道有情身心也是无常、苦、空、无我，与人类相同；乃至六道有情身心皆无常、苦、空、无我，终有灭尽而入永恒不变的涅槃解脱之时；因此，以实证主义亲自验证身心无常、无我，终必灭尽，「于未来世，成不生法」，120 由此显示声闻缘觉所书写变与不变的因果法则，才是由博学发出的智慧光芒。因此，声闻缘觉是有解脱智的解脱史家，121 所说者为「非我族类，其心平等，有生必灭」，既然平等而有生必灭，则彼此应该相爱、相怜、相敬而共向解脱涅槃，故不系缚于氏族、种族、民族之见，而终必解脱世间轮回。由此可知，史佚、杜维运所书写的法则，是沙非金，是缚非脱，是恶非善，是寡闻非博学，是无智非智慧光芒第二个层次的平等性，是诸佛菩萨观察众生色身、名身有生必灭而无常，然而无常生灭的名色身心，却能够灭尽后再生，生后再灭尽，灭尽后再生，如此一世又一世生生灭灭不已而无穷无尽；以实证主义亲自验证一切有情，各自皆有第八识如来藏心的永恒性、不生不灭性而真实存在，由此显示诸佛菩萨所书写变与不变的因果法则，以及因果法则根源的存在，才是真正由博学发出的智慧光芒。诸佛菩萨既见众生名色身心生灭变异的平等性，同时观见于名色身心之外，别有第八识心如来藏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平等性；于是生起不依于生灭因缘法的无缘大慈，以及依于一切历史主体皆有第八识如来藏心体的同体大悲，皆欲救拔一切有情同得出离无常生死的解脱智慧，同证不生不灭如来藏心的实相智慧，共同迈向成佛之道而依据整体法界实行史权，书写完整历史主体的法则，成为经典，才是含摄所有历史主体的整体法界史观。因此，诸佛菩萨所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平等性，超越于一切声闻缘觉之所观，而含摄声闻缘觉之所观。所以，诸佛菩萨是有实相智的实智史家，有实相智者必有解脱智，所说者为「非我族类，其心平等，不生不灭」，不同于史佚，不同于声闻缘觉，而超越于史佚，超越声闻缘觉。由上述分析可知，杜正胜认为史家或是一种专业知识的分类，从另一层面而言也是正确。因为解脱史家与实智史家以亲证世界边际，觉察一切历史主体的平等性的博学与智慧光芒，因此依据实证主义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以平等无慢的身口意行书法而自鸣，究竟梵行而解脱三界的系缚，乃至成就佛道广度一切有情。如此拥有解脱智慧与实相智慧，才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史家，其余皆非专业史家。因此，四圣法道的贤圣，才是真正的有智史家。至于专业史家，122 限于篇幅，不予申论。综上所论，若是以选择部分事实记述而书写法则，不论是金是沙，不论是升是堕，不论是否有益于人群，不论是否符合因果法则，不论是否解脱与系缚，而作为史家的史权特征者，则不但著作史籍、研究史学者是史家，而是人人皆是史家，一切三界六道有情皆是史家，十法界有情皆是史家。也就是说，凡是作为历史主体的有情，皆是史家，这是史家的扩充。若史家施行史权书写法则，应该是金非沙，是升非堕，是要有益于人群，是要符合「大一统」的因果律则，是要解脱而不系缚，是要符于实相而非不符实相，则只有实证平等智慧的四圣法道贤圣，才是真史家；其余一切六凡业道众生，不论是否著作史籍或研究史学，其身口意行所书写的法则，只是错误的假法则，所以皆是假史家，不是真史家。这就是史家的扩充与收缩。

本文标签：史权(5)史责(7)史家(8) 本文关键字：史权,史责,史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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