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佛学研究与历史想象十

[诠释学] 发表时间： 2015-07-02 16:20 点击: [放大字体正常缩小] 关闭

本文对于吕凯文所造该文与该文（1）中许多错误的主张，选择其中极少部分的文字进行分析探讨。如果要完整地评论这二篇论文所有的错误，没有书籍的规模恐不能成办。然而，吕凯文的论文的主要错误，所显示的不是其个人佛学研究的局限与不足而已，而是代表着近代学术领域对于佛学研究的盲点与预设立场。近代佛学研究经常采用史学方法，而且认为所采用的「经文批判」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其实，「经文批判」有其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并且常常犯下疑古派逻辑上的错误。历史学者杜正胜在《新史学之路》中，对于疑古派有一番回顾：疑古派看重传说演变的经历更甚于史迹的原貌，虽说只论传说，不论史事，其实无形中把史实抽空了，再来编织所谓传说的「经历」。历史研究本来只能就少数留传下来的史料论证其史实，也就是据史料之「有」而说「有」的史事，不能因为史料不传而断定必无其事。……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写的讲义〈战国子家叙论〉（在民国十六、七年间）也说：「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134 吕凯文运用「经文批判」的方法，所呈现的正是疑古派「以不知为不有」的「极大的罪恶」。也就是说，对于自己所不能实证的解脱智慧与实相智慧，就推定其一定不存在。这种傲慢的态度，即是古今凡夫学者的「极大的罪恶」，而今尤为炽烈。因为「经文批判」的方法本身，只是依凭文本字句的比对，是知识性极低的方法， 135 并不能重现佛陀与诸外道，彼此依于所修所证而论证解脱、智慧的内涵。然而，采用「经文批判」的方法，却又不能尊重文献证据，目的只是反过来想要推翻已经存在的文献证据，结果必然不能正确了解文本的「真实意涵」；距离知识，则又更远，遑论智慧。如果想要真正了解佛教经典文字的「真实意涵」，重现古代人类修证的历史与过程，唯有亲自修行、亲自思惟、亲自探索解脱的过程，亲自实证解脱的智慧与功德，才能够正确解读佛教经典的「真实意涵」，而重现历史。因为唯有自己亲历修证的过程，才能重现佛教经典所描述的人物的修行过程与事实，并且了解佛教经典文句所要传达的「真实意涵」。所以，唯有自身亲历修证的过程与事实，才能补足过去历史中失落的环结。若是自身没有任何修证的体验，则是其实无形中把史实抽空了，再来编织所谓传说的「经历」。凡是没有自身修证体验者，又不愿意尊重现存的文献证据，对于与自己预设立场相违的文献证据加以推翻，又无可以推翻的丝毫根据，则其所谈论的佛教史实，皆非真正的重现史实，而是把史实抽空了，再来编织自己想象中所谓传说的「经历」。归纳吕凯文「两类《央掘魔罗经》」的错误，就是因为自身完全没有任何修证的体验，又不愿尊重文献证据，所以只能假借错误的标准，恣意的变动标准，为自己想象中「经典演化」的历史，编织所谓传说的「经历」。而所谓传说的经历，其实又只是另一位学者把史实抽空了，再编织历史的想象而已。所以，所有缺乏出世间修证的体验者，必然不能正确了解佛教的历史，便「以不知为不有」，提出种种荒谬的主张，在学术界造下「极大的罪恶」。然而，这些「极大的罪恶」的主张，皆禁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因为历史事实发生的本身，已经赋予一定而不可能被改变的逻辑意义。然而，疑古派的学者由于缺乏修证的体验，又不肯虚心遵从佛教实证者符于文献与史实的说法，于是假借「经文批判」的方法，无根据地刻意推翻文献证据，编织充满历史想象的「经历」。但是，这些充满历史想象所编织出来的「经历」，必然缺乏逻辑的一致性；必然在有实证体验者，依据文献与史实所赋予的逻辑意义下，显露出其矛盾与错误。因此，对于佛教历史的探讨，仍然要以修证的体验以及正确的文献证据，作为重新认识史实的基础。若是不愿从事修证的体验，又不愿尊重正确的文献证据，则必然不能重现过去佛教贤圣的历史，必然落入所谓「其实无形中把史实抽空了，再来编织所谓传说的『经历』」的「极大的罪恶」中。本文发现，现代佛学研究学者的通病在于对「释迦牟尼佛成佛即是代表大乘法」，是完全缺乏认识的；对于「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宣说声闻与缘觉，即是代表大乘法含摄声闻与缘觉、代表大乘经典必然含摄声闻经典、代表声闻经典不能独立于大乘经典之外……」的道理与历史事实，也是完全缺乏认识的；对于「释迦牟尼佛成就佛道，就是代表释迦牟尼佛厌弃小乘声闻与辟支佛」的道理与历史事实，同样缺乏理解……。也就是说，采用错误的研究方法及错误的文献，必然导致对于佛教史实所赋予的历史意义，完全缺乏认识，而陷入历史想象之中。因此，本文认为「释迦牟尼佛出现于历史上，到底有什么样的逻辑意义与历史意义」，正是佛学研究学者急需认识的内容。释迦牟尼佛是世界性的历史人物。然而，十九世纪末近代西方强权，才确认佛陀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而非虚构想象的人物。如果进行佛学研究，却是对「这一位世界性的历史人物—释迦牟尼佛，在其所创立的佛教之中，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缺乏认识，则其研究成果必然产生谬误。髻智比丘在《亲近释迦牟尼佛》一书中说：虽然如此，苏联学者彻尔巴斯基（Stcherbatsky）在 1920 年代末所说的话，至今依然适用。他说：从欧洲以科学方式研究佛学以来，已过了一百年，然而我们对此宗教及其哲学的根本教义的了解，仍处在黑暗中。没有任何宗教像佛教这样，如此难以清楚明确地说明。136 上述「我们对此宗教及其哲学的根本教义的了解，仍处在黑暗中」的话，至今仍然适用。上文中说欧洲以「科学方式」研究佛学，有一百年以上，并不正确。因为从欧洲到美洲，以及世界各地，从近代到目前为止，所谓的「科学方法」只是局限于文献学方法、考证方法、诠释学方法、语源分析等等错误的方法，皆不曾采用过正确的研究方法—实证的方法。因此，近代学术界的佛教研究，从来没有采用过正确的研究方法，所以对于佛教及其哲学的根本教义的了解，仍处在黑暗中。方法上的错误，只要重新确认其错误而改采正确的方法，即能突破黑暗。然而，最严重的黑暗不在于方法，而在于预设立场，不能诚心诚意地追求真理；例如，刻意地隐匿文献证据。赤沼智善在《印度佛教固有名词辞典》的「央掘魔罗」条中，已经条列出本缘部有《六度集经》、《贤愚经》与《出曜经》等三部经典，皆与央掘魔罗有关。吕凯文宣称其论文系以赤沼智善《印度佛教固有名词辞典》的成果作为研究基础，竟然将所引论文中《出曜经》的文献证据刻意隐匿，以证成其「本生谭是文学类别的修辞夸饰手法」。这种心态不诚实的研究方法，才是佛教研究中最黑暗之处。因为如此隐匿文献证据所获得的结论，有什么样的有效度、可信性呢？因此，佛学研究的黑暗，不只在欧洲「科学方法」上的黑暗，也不只是在台湾「科学方法」上的黑暗。更大的黑暗，是来自于佛学研究者，预设立场而隐匿文献证据所呈现出来的内心黑暗。但是，佛学研究者—譬如吕凯文—单独隐匿文献证据，不实地宣称「从未见过初期佛教使用过『小乘』词汇」，妄称「《瑜伽师地论》亦未见到『小乘』一词」；像这样多处违于文献证据的不实言语，若没有组织性的配合，137 也无法成功。因为本文所主评的该文系刊登于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所印行的《佛学研究中心学报》。国家所成立的大学院校之「佛学研究中心」，对于所要刊登的学术论文，难道没有能力查证其文献证据吗？「经文比对」不是「经文批判」中最基础的技能吗？如果「佛学研究中心」，连最基础「经文比对」的查证，都不能具备有效度，138 如何能够称为「佛学研究中心」呢？如果「佛学研究中心」，有能力进行「经文批判」中最基础的「经文比对」，却放任研究学者隐匿文献证据，提出多处违反文献证据的主张与推论。这才是佛学研究中，最黑暗之处。除此之外，该文对于释迦牟尼佛出现于历史上的意义，提出种种违反历史事实而陷入历史想象的主张；「佛学研究中心」之审查，亦通过其论文而刊登。难道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之「佛学研究中心」，对于违反历史事实而陷入历史想象的主张，其审查也不能具备有效度吗？如果对于陷入历史想象的主张，尚且不能具有审查效度，那么只能称为是「历史想象中心」，而不应该称为「佛学研究中心」。如果有能力进行历史事实的查证，却放任学者提出种种违背历史事实的主张，即是佛学研究中，另一个最黑暗之处，这是第二种黑暗。再者，该文系以《基督教释经学手册》作为标准的研究方法，则显示其论文是以基督教思想作为论述的标准。既然以基督教思想作为论述的标准，如何能够归属于「佛学研究」呢？既然称为「佛学研究中心」，则应该是以佛教教义作为论述的标准，而非以基督教思想作为论述的标准。如此以基督教思想作为论述标准的论文，竟然可以通过审查而刊登，则其审查最基本的标准实已荡然无存。如果以基督教思想作为论述标准，则该「佛学研究中心」所采用的标准并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常态与精神，则不应该称为「佛学研究中心」，而应该改称为「基督教研究中心」；除非台湾大学文学院的「佛学研究中心」，可以证明出世间法的佛教本质与世间法的基督教本质是完全一样，而没有任何的差异。然而，很明显的，所有的比较宗教学中，从来没有任何人主张基督教与佛教的本质是完全相同，而可以视为同一类宗教。既然，基督教与佛教是截然不同的宗教，如何可以《基督教释经学手册》作为佛学研究标准的研究方法，并且通过「佛学研究中心」的审查呢？如果「佛学研究中心」有能力分辨佛教与基督教是二种截然不同的宗教，却放任学者以基督教思想作为佛学研究的标准，即是佛学研究中另一重最黑暗之处，是第三个黑暗。因此，诚如髻智比丘引用彻尔巴斯基所言：「我们对此宗教及其哲学的根本教义的了解，仍处在黑暗中」。而这种黑暗，不是局部的黑暗，不是一人、二人的黑暗，也不仅是地域性的黑暗，而是在方法上、态度上的黑暗，更是组织性、全球性、全面性的黑暗。本文以评论吕凯文的论文，以显示学术界对于佛教的严重误解。而宣称以理性、博学、智慧而追求真理的学术界，在佛教历史、义理、文学的理解上，仍然充满着黑暗与无明。本文希望借此评论，突破历史的黑暗，敲破众生无始以来的无明壳。希望以此小火、小光，遍燃无明大木，照耀世间，令学术界及社会广大人群，能了知小乘声闻与大乘佛法之异同，除了因此而不再继续误会佛教以外，并得以借此尽向大乘法道。

134 杜正胜著，《新史学之路》，三民书局（台北），2004，页 99。

135 此处所说「经文批判方法」，是知识性极低的方法，有二层意义：一、所需的知识性基础极低，就是熟悉语言工具而已；二、所获得的知识性极低，因为对比文字是层次极低的劳力密集技能，只能获得字句表面差异的讯息，或是语言沟通意义上的可能性。关于「经文批判方法」的探讨，非本文的核心议题，故不予申论。

136 髻智比丘著，《亲近释迦牟尼佛》，城邦文化（台北），2006，页 8-9。

137 组织性的配合，系指论文编辑审查单位丧失其基本审查功能的效度，不能发挥其基本专业验证的功能，使得论文作者，可以假借刊行单位的声誉与管道，遂行传播其不当的主张。此处概指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以及正观杂志社。本文中所说吕凯文隐匿文献证据之部分，系与佛学研究中心有关；不实宣称之部分，系与正观杂志社有关。但是为了简化行文，仅以佛学研究中心作为说明。

138 此处所指佛学研究中心应作的「经文比对」部分，系指隐匿《出曜经》文献证据之比对，叙事基本结构漏失诸经都有而且是诸经经文主轴的「追佛事件」之比对，以及央掘魔罗「证阿罗汉」是诸经所共通之比对等等应行比对之事项，为简化行文，不一一枚举。

本文标签：实证佛教(41)佛学(5)历史(5) 本文关键字：佛学,历史,实证佛教,结论,吕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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