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印顺后文又说：“菩萨法，主要是适应于乐行，事神的婆罗门根性。这在古代的印度，确乎是大方便……”言下之意，大乘菩萨法是适应于乐行，事神的婆罗门根性，是因应古代的印度而发展演变出来的“大方便”，不是真正 世尊所带领沙门根性的僧团的真正佛法。这发展演变出来的大乘法──“旧有的无上妙方便”，“在时异境迁的今日，今日的中国，……反而变为佛法的障碍物了。”所以他会说：“弘通佛法，不应为旧有的方便所拘蔽，应使佛法从新的适应中开展，这才能使佛光普照这现代的黑暗人间。”印顺这样的比拟，是将广行外道双身法的密宗判摄为大乘法，而将真正的大乘法排除于佛门之外；他这个说法是否正确，且先不谈。既然他也承认“大乘法真是佛的‘无上道’，纵使施设种种方便，也无非开示悟入诸佛知见，以帮助学人能证入‘第一义’。”那幺从逻辑上来说，“在时异境迁的今日，今日的中国，多少无上妙方便，已失却方便大用，反而变为佛法的障碍物了”的情况下，应该要有所变革的是那些已“变为佛法的障碍物”的‘方便（密宗的双身法）’才对，不能把‘无上道’及‘第一义’的大乘法都斩断，否则岂不成为因噎废食？！但印顺却说他：“讲阿含经……著重于旧有的抉发，希望能刺透两边，让佛法在这人生正道中，逐渐能取得新的方便适应而发扬起来！”就是要将大乘佛法这个他认为佛法“演化”的中间部分完全截断，然后“著重于旧有的”原始阿含的“抉发，希望（直接）刺透”旧有观念与今日环境这“两边，让佛法在这人生正道中，逐渐能取得新的方便适应而发扬起来！”不就正好犯了这毛病吗？
从印顺此篇〈自序〉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印顺认为大乘佛法是小乘佛法为了“适应”（按：短短的一段文字中，看他一而再再而三使用“适应”这个字眼）新环境而发展出来的新“方便”，其目的已昭然若揭。在他眼中的阿含，正是没有大乘意涵的阿含，就只是“小乘的”、“原始的”解脱道。所以他绝对没有办法想像 平实导师在巨著《阿含正义》中的开示，将阿含经中 佛所隐说的大乘般若乃至唯识的全般佛法，一一举示。那幺印顺这部《佛法概论》乃至整套《妙云集》的内容，本质上纯属以“小乘阿含”为架构基础的论述，却说是“为了避免一般的──以阿含经为小乘的误解，所以改题为《佛法概论》”，那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而且《罗云忍辱经》卷1：“佛之明法，与俗相背。俗之所珍，道之所贱。”（注：17 (CBETA, T14, no. 500, p. 769, c22)）。所以印顺把大乘佛法说为“适应”时代的产物，也是与佛法的根本精神不符的！
最后印顺说：
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是以身心的笃行为主，而达到深奥与究竟的。从来都称为佛法，近代才有称为佛学的。佛法流行于人间，可能作为有条理，有系统的说明，使他学术化；但佛法的本质，决非抽象的概念而已，决不以说明为目的。佛法的“正解”，也决非离开“信”“戒”而可以成就的。“法”为佛法的根本问题，信解行证，不外乎学佛者倾向于法，体现于法的实践。（印顺，《佛法概论》新版一刷，正闻出版社（新竹），2000，“自序”页2-3。）
这段话倒是说得很好。但印顺自己做到了没有？他又究竟得到佛法的“正解”没有？是不是“得义、得法”了？但我们从自称为印顺宗徒的昭慧教授等人，连佛法真实义的辨正都要自称为“学术性”不免有自抬身价之嫌（实乃画地自限，且“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像这样“追随”印顺十数年乃至数十年后的弟子如昭慧教授，（注：昭慧教授以前对李元松争执，说自己不是印顺的门徒，有时候却又自称乃印顺弟子，如：“我可是印公座下的弟子”，释昭慧，《浩荡赴前程》初版二刷，法界出版社（台北），1995，页116。或者“自己也算是辜负导师期许的一个不肖弟子”，释昭慧，《人间佛教的播种者》修订初版，东大图书（台北），1995，“自序”页1。）都还不能从亲见亲闻印顺言行中，体认“佛法的本质，决非抽象的概念而已，决不以说明为目的。佛法的‘正解’，也决非离开‘信’‘戒’而可以成就的。‘法’为佛法的根本问题，信解行证，不外乎学佛者倾向于法，体现于法的实践。”那幺她对前面质疑印顺的问题是否有能力回应，答案似乎也就不言而喻了！
印顺既然自知他的《佛法概论》内容是“说明的、佛法而学的”，也就是属于“学术化”的论述，已无法“保持佛法的根本立场”（按：印顺这里所谓“佛法的根本立场”，应该就是同段前面所说：“佛法的本质，决非抽象的概念而已，决不以说明为目的。佛法的‘正解’，也决非离开‘信’‘戒’而可以成就的。‘法’为佛法的根本问题，信解行证，不外乎学佛者倾向于法，体现于法的实践。”）又怎能再称为“佛法”概论，来贻误学人？还是应该称它为“佛学概论”才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