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锋虚焰金刚乘（连载24）----释正安(3)

　　根据巴利文藏经《律藏?小品》所载：
　　这时有两个比丘，姓耶弥卢谛拘罗，是兄弟俩，原来生在婆罗门家中，声音良好，善于谈说。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致过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后，两个比丘向世尊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门阀，不同家室，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坏了佛所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佛世尊呵责他们说：“你们这些傻瓜，怎么竟敢说：‘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傻瓜呀！这样既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强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呵责完了以后，又给他们说法，然后告诉比丘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表达佛语！违者得突吉罗。”
　　佛最后说：用自己的语言学习佛所说的法（案：本句为中译，出现在同书页41）。1
　　注1 季羡林著，《佛教十六讲》，长江文艺（武汉），2010.11 初版，页35。
　　由此经教可知，佛陀对于佛法应用何种语言弘传的指示是：“用自己的语言学习佛陀所说的法。”依于实义佛法教理而言，这是有两层的含意：一是使用佛弟子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来学习与弘传佛法；其二是隐说佛弟子应该要以自身法界本母—本识如来藏—所如实显现的“言语”来学习乃至弘传佛法。而且，这第一种语言也必须依靠第二种“语言”才能成就。换言之，这第二种语言才是真正的佛法语言，第一种语言所说的一切内容，如果违背于第二种语言的义理，那就不是 佛陀所说的法，也不是 佛陀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佛陀法教的重点在于佛法内涵的本质义理上，而不在语言文字上（更不在语言文字的种类上），只要是符合佛法的真实义理，不论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都是契合 佛陀圣教的佛法，反之若违背真实义，则一切文字言说都不是佛法，这也正是 佛陀教导弟子们所应遵循四依法中的“依义不依语”的开示。
　　接下来再从历史上佛法经典结集的情形，来探讨佛经语言、教义等方面的相关问题。
　　先从佛教经本所用的语言方面来说。第一次藏经的结集，是在 佛陀示灭之后不久，由大迦叶所召集；第二次结集，是在大迦叶结集之后不久，由诸大菩萨与阿难尊者发起。大迦叶所结集的是二乘解脱道小法，诸大菩萨所结集的则是大乘成佛之法。然而，不管是大迦叶所结集的二乘法，还是诸大菩萨所结集的大乘佛法，两者的结集过程，或是透过口头传诵，或是书写在贝叶上的记载，在岁月中历经生住异灭的过程，如今都不复见，已经没有任何完整的纪录遗迹可供追寻探究，只留下汉译《阿含经》中大迦叶首次结集的记载 2。
　　注2 详见《阿含正义》书中举述。
　　第三次结集，是发生在 佛陀示灭100 年之后，就是所谓的七百结集。这次的结集也跟前两次结集一样，不管是透过口头流传还是贝叶的记载，在时光的流逝下，如今也都不可见，也没有任何完整的遗迹可供追寻探究。
　　第四次是由阿育王所发起的结集经典，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此次结集明确的是有书面文字，而且所使用的是混合著摩揭陀语的巴利文，然而这次的结集，目前也只剩下阿育王碑上的记载文字而已，其余书面经教记载也大都消逝在岁月的洪流与历史的变迁中。
　　自公元二世纪起，梵语新婆罗门教展开大肆复兴的历程。此后，佛经的书写流传过程里，为了让民众容易接受与学习，才顺应趋势将摩揭陀等方言的经教开始混合著梵语来弘传，因此出现了学术界称为混合梵语的佛经文字时期。这是一次明显违背佛律，使用 佛陀所禁止用来传佛法的梵语作为佛教经典文字载体的事例。佛陀之所以禁止佛弟子用梵语来弘传佛法，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梵语是配合婆罗门教信仰的产物，而婆罗门教的教义，是宣扬有个造物主大梵天的存在，这在根本上是违反佛法所说五蕴无常、无我的事实体性，更违反了涅槃寂静之宇宙生命真相的教义。所以，使用具有配合婆罗门教教义思想内涵所产生的梵语，在语言本身的性质上，就必然会出现扭曲佛法真实义理的现象；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佛陀禁止佛弟子使用梵语来弘法，也就是不同意用梵文作为弘传佛法的载体。
　　佛陀的这个考量，事实上也证明是全然正确的。因为，到了公元一世纪之后梵文佛经大量的出现，在梵文佛经成为主流之后，以其他文字记载的佛经，慢慢的就灭失了。而自从佛弟子依靠梵文佛教经本来学习佛法之后，各种“法界为有？为空？本母如来藏为婆罗门外道实我思想？”等等的争论，也就开始在佛教界出现了。例如流传至今的说一切有部的佛经，主要都是使用梵文写成的。
　　第五次佛经结集是在公元二世纪，由北印度的迦腻色伽王所发起。玄奘菩萨当年前往印度那烂陀寺途中，在迦湿弥罗国曾经停留两年，研读过此次结集的经论。
　　锡兰等南传佛教国家，目前所使用的巴利文佛经，大抵是在公元五世纪初由觉音起始，陆续由僧迦罗文与梵文经本翻译而成的。著名的南传佛教文献巴利文《岛史》是在公元四、五世纪时的作品；巴利文《大史》亦是经过很多人的书写，约于六世纪时完成的，但觉音论师却是一个未断我见的凡夫，其著作及译作之质量可想而知。藏文佛经的存在，是在公元七世纪，由藏王松赞干布令吞米创建西藏文字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所有的藏文佛经，大抵都是由使用佛教梵文的经本直接翻译成藏文的，由汉文佛经翻译成藏文的为数极少。
　　从以上的简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用梵语学习佛法是 佛陀所禁止的，因此把梵文佛经排除在外的话，当今的佛弟子学习佛法，就只剩下古代汉文佛经、古代藏文佛经与古代巴利文佛经可供选择。又巴利文佛经只是小乘佛法，对于修学大乘的佛弟子而言，因为其他两种语言的佛经都函盖了小乘佛法的教义，因此不能作为佛法修证的最终依据。再说，汉文佛经的正确性，有 佛陀的预记“佛法将大弘于北方”，印度的北方就是现今中国的新疆与甘肃等西域地带，远从汉代起中国即掌握西域东部的领土，汉文佛经亦大多是历代高僧经由西域地区传入内地，是取材于天竺古本直接中译的，而非译自稍后的梵语佛经；因为这些译者多数是证量极高的菩萨，译前已经先作过滤了。再加上汉地佛法有天竺禅宗祖师所授记的大乘气象，显示佛法将大兴于中国。相对来说，藏文佛经则什么预记也没有，并且藏文佛经的译者都属未证三乘菩提的凡夫，所译的又是天竺晚期坦特罗假佛教的伪经，而其所流传的藏区范围，远不能与汉文佛经弘传于中国、日本、朝鲜等广大地域相提并论；并且雪域西藏的生活条件、各类资源及众生福报也落差极大，显见藏文佛经的影响层面及功德力与摄受力，都远远的比不上汉文佛经所产生的殊胜广大成就。
　　接著从佛教经本的教义方面来说。梵语既然是弘法时 佛陀所禁用的语言，因此对于梵文佛经就不必再讨论了。巴利文佛经已知是小乘佛法，而其他两种语言的佛经都有函盖小乘教理，因此不是大乘佛弟子所应学习的全部内容。汉文佛经，有受到西域各国与中国极度推崇的鸠摩罗什菩萨所翻译的佛典，更有受到印度各国与中国奉为大乘第一义天、解脱天、国师等尊礼的 玄奘菩萨所翻译的三乘佛典。因此，汉文佛经教义的可靠性与正确性没有问题，也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相对来说，藏文佛经，经由笔者前面第一章内容的种种比对说明，显见其本质上根本就不是佛法，而是外道的恶慧妄想教义。因此，藏文佛经其实并不是佛经，而是外道经典所冒充的占绝大多数，换言之，一切大乘佛弟子应将藏文佛经排除在学习之列，不应修学。
　　由于在语文方面，藏语文本的功德力与摄受力根本不及汉文佛经，又没有佛菩萨的预记；在教义的正确性方面，藏文经教根本就是外道言论，不是佛法教理，因此结论是，除了觉囊派的他空见以外，西藏喇嘛教不是佛教，一切佛弟子不应随之修学。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汉文佛经，尤其是 玄奘菩萨与鸠摩罗什菩萨所翻译的佛典，最正确与最可靠，一切佛弟子倚为学佛实证的根本，能够获得最大的实证效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