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需要从玄奘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来考虑：
第一，身后的政治环境。
玄奘离开唐朝属于偷渡出关，我们之前也考证过玄奘从瓜州到伊吾的行走路线，得出的结论是--玄奘不敢明目张胆的走官道，也不敢离开官道太远，所以他的路线呈现出偏离官道又与官道有交错的态势。偏离，是为了躲避追捕；交错，是为了控制方向、补充水源。这是从具体行程看。从总的路线看，玄奘采取的也是这个办法--进入西域后先走北路，经伊吾、高昌后在阿耆尼国拐弯，由此偏离北路进入南疆，沿着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以北的中路前进。原本中路和南路是在疏勒（喀什）会合，但玄奘在疏勒的前一站--跋禄迦国（阿克苏）再次偏离，直接北上翻越凌山进入中亚。巧合的是，玄奘选择的这条"捷径"，正好与北路在中亚的起点碎叶城会合。所以玄奘是在两次偏离之后重新回到北路，虽然曲折艰难，却很好的躲避了官方追捕（唐朝在西域也雇用有大量"马快"，专门用来追捕流亡境外的罪犯），成功进入了西行之旅的第二段旅程（我们可以把西行之旅看成西域、中亚、印度三个阶段）。
第二，周边的政治环境。
西行取经，不仅仅是一次个人行为，也涉及到西域和中亚错综复杂的历史政治环境。在被高昌王麹文泰"强行"请去之前，玄奘原本打算直接穿过西域前往突厥汗庭，可见他在出发之前就对西域和中亚的情况做过仔细的了解，很清楚谁才是那里的老大，只有得到突厥可汗的庇护，西行之旅才能继续。但是高昌王的横插一脚打乱了他的计划，不过错有错着，麹文泰的二十四封信让玄奘更加清楚的认识到了"背靠大山"的重要性，也更坚定了前去拜会突厥可汗的决心--想要顺利前往印度，就必须取得西突厥叶护可汗的帮助。因此，玄奘选择了通往突厥汗庭最近的一条路--在离开跋禄迦国后就穿越凌山。从事实来看，如果玄奘继续南下，选择在疏勒进入中亚，就会错失与叶护可汗"遭遇"的机会，到那时再去寻找四处狩猎行踪不定的叶护可汗，只怕会比登天还难。一旦与叶护可汗擦肩而过，接下来所要经过的那些中亚国家的国王会不会对玄奘制造障碍、会不会那么客气的对待这支取经的队伍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影响玄奘西行路线的不单是地理环境，还包括了很多政治和外交的考虑。从路线的选择上就能看出，玄奘既具有坚定的信念和超凡的勇气，还有着卓绝的远见和政治头脑。
成功并非一个人打拼就足够，还需要不断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外部环境，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面对叶护可汗强大的军容，玄奘还是老样子：一不荒乱，二很坦然--即便对面马背上的这个威猛男人掌握着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当然，玄奘不会傻乎乎的站在那儿装酷等着可汗发问，而是不失时机的表明身份，同时还从剩余的礼品中挑选了最好的几件献上，请求叶护可汗的帮助。
不知道是狩猎收获颇丰，还是礼物起了作用，或者觉得高昌国离西突厥那么远，麹文泰还不忘让这位僧人带礼物来敬献给自己很有面子，叶护可汗收下礼物后，对玄奘非常客气，先派官员把玄奘送到可汗居住过的行宫（估计就是稍微大一些的帐篷）安置好，自己接着打猎，等两三天后叶护可汗打猎回来，将把玄奘请到装饰一新的大帐篷里见面。
三天后，叶护可汗满载而归，如约在一处金碧辉煌的大帐中接见了玄奘。在玄奘离大帐还有三十几步远的时候，叶护可汗便亲自出迎，一边嘘寒问暖一边引玄奘入内就座。进入大帐后，玄奘才发现几乎所有西突厥的贵族和官员都在场，在可汗面前整整齐齐的坐成两排，后边还站着全副披挂的武士护卫。拿出高昌王麹文泰专门写给叶护可汗的信
按照突厥人的生活习惯，为了防止火灾（一旦失火，会给草原带来极大损失），突厥人不使用木器，一般都是帐篷里铺上厚厚的地毯席地而坐。但是为了表示对玄奘的尊敬，叶护可汗特意准备了一把铁交床，铺上厚厚的坐垫，好让玄奘坐得舒服。直到这时，玄奘才郑重其事的引入高昌国的使者，呈上高昌王麹文泰专门写给叶护可汗的书信。
但凡雄主，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四夷宾服、海内来朝，叶护可汗自然也不例外--麹文泰千里来信和近乎卑躬屈膝的措词让他非常高兴，盛情款待了玄奘和高昌使者。当然，以勇武和扩张闻名的突厥人并不像西域国家那般信佛，叶护可汗也只是象征性的请玄奘讲了几次经。
玄奘是个头脑非常清楚的人，他知道对于一个马背民族来说，让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可能的事情--群狼一旦没了杀气，那离灭族也行将不远；他要的不是对方的信仰，而是帮助--叶护可汗的一句话、一道命令、一件信物，就足以让自己平安无事的通过整个中亚。
之后几天，玄奘一边休息，一边补充给养。叶护可汗也很够意思，不但提供给玄奘大量沿途所需物资，还在军队中找了一个曾在长安呆过几年熟悉汉语的年轻人，还封他为官，并且和高昌王麹文泰一样写下几十封国书让玄奘带上，分别送给沿途各国国王。
玄奘与叶护可汗相处的日子很短，却非常重要。这次会面既得到了物资补充，确保了沿途安全，更是一次成功的外交行为。高昌王麹文泰的书信能在半个西域起作用，叶护可汗和他的数十万骑兵却能保证玄奘在整个中亚甚至印度通行无阻。
弱邦无外交，这就是实力，只有实力才能决定一切。
玄奘临走时，叶护可汗带着贵族大臣们一直送出十余里，这才依依惜别。
有了叶护可汗的庇护，玄奘一行的中亚之旅就变得容易了许多，在经过几个小国后，马队来到了飒秣建国。飒秣建国，又称康国，即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把撒马尔罕建造成一座美仑美奂的都城。
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兴起，撒马尔罕成为沟通波斯、印度和中国的重要枢纽。正因为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这座城市也饱受战火的蹂躏，并且在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时被彻底摧毁。后来，随着帖木儿帝国的兴起，帖木尔大军横扫波斯、印度、高加索、南俄罗斯和蒙古，为了让撒马尔罕成为亚洲之都，他下令把所有的珍宝和工匠都运至撒马尔罕，在城里修建起最辉煌的宫殿和清真寺。现在撒马尔罕城内的大多数建筑都是在那个时期所建。
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飒秣建国方圆一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窄，境内土地肥沃、树木繁盛，盛产花卉水果和上等战马。飒秣建国都城方圆二十多里，城池坚固、地势极为险要，城中不但云集了从各地运来的无数奇珍异宝，手工艺水平在中亚也是首屈一指。飒秣建国气候温和、四季宜人，但是民风彪悍，其军队大多由赭羯族人组成。这些被称为赭羯武士的战士性情暴躁，打仗拼命，因此所向披靡，再加上有一位骁勇善战的国王带领，所以领国都不得不顺从于它，纷纷学习飒秣建国的举止礼仪--不论它们离飒秣建国有多远。
飒秣建国是一个国力强健、极具特色的国家（估计连西突厥都不敢轻易与之开战），不过这个国家从君王到百姓都不信佛教，用玄奘的话来说就是：
"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
事火为道，就是说这里的人和突厥人一样崇拜火，信奉拜火教。城中虽然有两座寺庙，却没有僧人居住，如果有外来的僧人前去投诉，当地人就会放火把他们赶走。在他们眼中佛教是愚昧邪恶的化身，只有用火才能驱走邪恶重归光明。
所以当玄奘来到飒秣建王城时，迎接他们的只是寥寥数人，国王根本没把玄奘放在眼里。但玄奘毕竟是叶护可汗"关照过"的人，飒秣建国王勉为其难的接见了他。一经交谈，国王才觉得眼前这位大唐僧人气度过人、学识不凡，不但对玄奘敬重起来，还高高兴兴的请玄奘为自己受戒。
玄奘凭借自己的才学和人格魅力打动了飒秣建国王，一般人会觉得玄奘肯定会在国王赐予国书和财物后赶紧离开这个对僧人不怎么友好的地方，但是还没等他离开，一个意外发生了：
原来，跟随玄奘一同来到飒秣建国的还有另外两位年轻僧人，他们不像玄奘这般善于观察一个地方的风俗民情，冒冒失失的跑到了那两座没有僧人居住的寺庙去上香礼佛，结果被一群信奉拜火教的民众放火驱赶，只好跑到国王这里来告状。国王听完后当即大怒--我刚刚接受法师的授戒，你们就对法师的同伴无礼，那岂不是要我颜面扫地吗！国王当即下令将两个放火的主犯抓起来，然后召集全城百姓，要把他们的手砍掉。
就在这时，当着全城百姓的面，玄奘再次表现出了一位高僧大德应有的宽仁与气度，劝说国王不要对放火之人采取如此严厉的刑罚，这样才能让众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佛法的慈悲为怀。国王当然不能驳玄奘的面子，做了个顺水人情，没有砍掉两名主犯的手，而是一人痛打一顿赶走了事。
从这件小事上就能看出，玄奘不但气度过人，而且处理手法非常到位：
有智慧的人善于把每一个机会都朝有利的一面转变，并且让其发挥最大的作用。
玄奘想得不是如何惩戒肇事者，如何安抚两名同行的僧人，而是充分利用这次事件，用事实说话，让原本在飒秣建国受到歧视和排挤的佛教抬起头来、重新树立在民众中的形象。同样，在国王处理两名主犯的过程中，玄奘既没有一味冷眼旁观，也没有一味替他们求情--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既保全了国王的威严，又让人们看到亵渎佛教和僧人的下场，恩威并施，一举两得。
那么，这次事件在飒秣建国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呢？
"自是上下肃然，威求信事，遂设大会，度人居寺。其革变邪心，诱开蒙俗，所到如此。"
也就是说，从那以后，飒秣建国举国肃然，谁都不敢再用放火驱赶这种形式来对待僧人，而且开始剃度僧人让他们居住在那两座寺庙里。整个飒秣建国延续多年的风俗因为这次事件而发生改变，佛教不再被视为邪魔外道，开始受到尊重，从此在此处站稳脚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