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目 短浅而深植鬼神信仰的历史文化
【有关西藏民族的起源，西藏史书普遍记载了猿猴与罗刹女交配而产生西藏祖先。两千多年前，青藏高原上即流行著本(Bon)教，Bon即蒙古语巫师之意，系萨满教的一支，“如天本(崇天──代表整个自然力量的意象概念)、魔本(崇魔──某种神秘力量的象征)、赞本(崇赞──本教古籍中主宰人间之神)”】3等多种崇拜大自然界诸鬼神等神秘力量。虽然苯教信仰后来随著藏传“佛教”的兴盛而没落，但此种文化实已根深柢固地融入藏传“佛教”中4，几乎是完整的保留下来，直至今日仍可在包括达赖等喇嘛们所传的法中明显地看到，例如，从1954年到199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就亲自公开主持《时轮经》灌顶仪式不下二十五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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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冉光荣，《中国藏传佛教史》初版，文津出版社（台北），1996，页3。
4请对照GiuseppeTucci著，刘莹?杨帆译，《西藏的宗教》第五章及第七章中所述。
5耶律大石，《西藏文化谈》，正觉教育基金会（台北），2008，页89～91。所谓时轮经灌顶之内涵，于本书中有详细的介绍，读者阅后即可了知，西藏苯教的文化传统，如何保存在所谓的藏传“佛教”中。
根据史料记载，在西元六世纪，西藏高原分布著中国人泛称为“羌”的说藏语的小国家和部族。在西元七世纪时，藏王松赞干布(西元568～650)时期，统一了西藏并创制了文字。公元585年左右，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王室迟尊公主。迟尊公主携来了西藏第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并修建了大昭寺。公元637年，唐史称作吐蕃的西藏国王松赞干布率兵攻吐谷浑，p.63首次与唐朝发生冲突；公元640年派噶东赞迎娶唐宫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也携来了释迦牟尼佛像并修建了小昭寺。
根据《贤者喜宴》、《布顿佛教史》、《西藏王统世系明鉴》等书所载，松赞干布派遣了吐米桑布扎等16人赴印度修学，返藏后依梵文创制了新的藏文及文法规则，并开始翻译佛法经文。传统上，藏文的使用和教学，与宗教活动关系密切。因此藏文教学及传承都要仰赖寺院，一般平民百姓学习的机会不多，而寺院也以诵经、学习经论、译经为主，可说藏文几乎是为宗教而存在的。
甚至到了西元十三世纪时的元朝，在《元史?释老传》中对西藏尚有“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的描述。
日人山口瑞凤于其《西藏佛教史略说》绪言开头就说：【“西藏”曾长期为猎奇的对象、贫困乃至无知的象征。】6这里并无鄙视西藏文化的意思，而是说明一个高深文化的发展，是需要在富裕地区长期、广泛的孕育，而非穷困地区的少数人于短期间内可以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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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山口瑞凤等著，许洋主译，《西藏的佛教》第一版，，法尔出版社（台北），1991，页7。
第二目 自始即以坦特罗性力思想为主的金刚乘外教
对于金刚乘外教的来源及发展，民初学者吕澂有详尽的描述：
密教开始于第七世纪。到第八世纪以后，性质逐渐同印度教相接近，愈益离开了佛教的面貌，p.64一般称之为“左道”。以后的发展，更加不纯，特别是主张性欲的瑜伽，一般也称为“左道瑜伽”。由于他们也讲般若、苦等教理，主张空性，并说这种空性，犹如金刚，是不变的，为了与大乘、小乘相区别，又称之为“金刚乘”。
在波罗王朝于十一、十二世纪建立了超行寺以后，金刚乘密教更有一番变化。它逐渐泛滥于民间，而不一定集中于寺院了。教理也更为通俗化，更加没有什么规律，简单易行，所以人们称之为“易行乘”。所谓易行，就是区别于一般佛教难行的实践而言。他们认为一般的佛教方法比较难，民众不易接受，行不大通，因此要采取易行的办法。其实，金刚乘密教的成佛办法就比较容易了，主张即身成佛，而易行乘密教的方法更简单，主张立地成佛。
他们的所谓成佛是指常人“快乐”的境地，这种“快乐”与一般佛教的所谓涅槃常乐我净的乐是不同的，他们的“快乐”最后归之于男女的性欲，所以他们的瑜伽方法，必须是同女人配偶7，称此为“手印”，其中有许多淫秽之处。也正因为他们的方法简易，提倡低级的东西，很能得到社会一部分愚昧群众的欢迎，流传很广、很快。在流传过程中，形式也有变化，如金刚乘有自己的经典，名“呾特罗”，p.65里面有种种仪轨（用什么方法供养本尊，用什么咒语等），仍很繁复。到了“易行乘”，则不尊重经本，而是尊师，尊重他们的导师、上师；认为只要照导师的指导做就行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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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女人配偶”是民初时代大陆江浙的口语，意思是“与女人配对”，即是“与女人配对交合”的含蓄说法。
8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余论〉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2，页295。
我们再看《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的说明：
所谓性力派，即从女神杜尔嘉（Durga）的崇拜转变成崇拜其性力（akti），进而发展出肉欲主义修行法的宗派。……尤其八世纪以降，此派受到该地的波罗（Pala）王朝之庇护，教团益发隆盛，几乎遍及印度全岛。
（中略）
在提婆波罗（Devapala）之时，与印度教性力派结合的金刚乘，其隆盛情况抵达颠峰，众多的怛特罗（tantra，密续）被制作出来。《秘密集会》（Tathagata-guhyaka）与《成就法鬘》（Sadhanamala）等金刚乘的代表性著作，也于此时问世。这些都在禅定及冥想以外，频频使用真言（mantra）与洋特罗（yantra），更容许强烈性的药物及肉体性的放纵，藉助肉体的昂奋以获致一种神秘体验的境界，认为该境界即为胜义出世间悉地（siddhi）。而使金刚乘形成体系化的，是时轮派（Kala-cakra-vada）的教义。……此时轮教义除有印度教性力派的基调之外，p.66也包含浓厚的毗湿奴派与瑜伽派色彩。
金刚乘之所以与印度教融合，是为了因应印度当时的社会。亦即印度人为了因应当时兴起的回教侵略，所发展而成的宗教产物。但是在十三世纪初叶（1203），回教徒烧毁超戒寺时，该寺僧尼悉遭杀害，金刚乘的发展遂于印度中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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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释开证，《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六），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台南），1994，页3066～7。
宗喀巴另著有《密宗道次第广论》，亦依阿底峡《菩提道灯论》为蓝本，兼采布顿新说，将七类密典改为四部；在无上瑜伽最极究竟部分，则将阿底峡之“胜乐”改为“时轮”为最尊。所以宗喀巴虽然表面上作了改革，但实质上还是没有离开乐空双运的无上瑜伽双身法，只是表面上说“出家众改用观想方式取代与女人实修”，但是在《密宗道次第广论》中，却仍以隐语鼓吹实修双身法，心口不一。正因表面上主张“出家喇嘛应以观想方式修习双身法”，反被红教批评为不究竟，因为这样是无法成就其于密宗道次第中所谓究竟佛的“色身”（亦即所谓的“抱身佛”色身），虽然那仍是密教的虚妄想。此部分 平实导师在《狂密与真密》一书中已多所破斥，后文亦会加以说明；但多识喇嘛对此等事实是毫无理解的，这已证实多识在密教中的身分仍属极资浅的喇嘛，否则即是睁眼说瞎话的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