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公元10世纪中叶起,曹洞宗进入了百年孤独的年代。
臣主相忘古殿寒,万年槐树雪漫漫。
千门坐掩静如水,只有垂杨舞翠烟。
这首诗,本来是曹洞宗用以形容其臻于“偏正回互”、“君臣道合”、成佛作祖之至上境界的,但是从后世史家的眼光来看,却不免成为一种纤语:这个富于思想家特质的大宗派,在经历了8-9世纪的辉煌之后,失去了其强健的思想活力,在万看槐树、千门坐掩之中再也不见有“人天师”之主体出世,惟余“偏正回互”的余绪言,如垂杨在历史的风中漫舞,这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百年孤独。
这种孤独,当然不是表相的。从历史上看,几乎是在刚刚跨入十世纪的门栏之时,初期曹洞宗的最后一颗明星——云居道膺即告入灭(902),从此,在整个十世纪的上半叶,亦即所谓五代十国时期,相继有同安道丕、同安观志、梁山缘观在继嗣宗脉。虽然以上三师在历史上记载过简,传世机级语录寥寥无几(如同安志甚至缺语录传世),但曹洞宗谱不可言中断,甚至对同安丕、同安志、宗门尚有“同安祖”、“凤栖祖”之尊称,可以想见宗门香火绝如缕之亲切状。不过,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一位嗣法者梁山缘观禅师那里,显然已经透露出某种令人不安的焦虑消息来了:
(缘观)示众云:“停机罢赏,匿迹潜踪……谈玄唱道,莫非云水高人;鸟道无踪,乃是道人行履。谈玄则不挂唇吻,履践则鬼神难觅,悟之则刹那成佛,迷之则永劫生死。有疑即决,不可守株待兔,抱拙守愚,潦倒无成,空延岁月。”
这与乃祖从容细密、回互绵延之风,相去何啻百千里!观此急切焦虑之状,实与禅师个人修行见地功夫无关,而事关曹洞禅之全局:云居道膺之后,数十年间,曹洞宗门参学者剧减,从当初动辄门下聚集千百徒众,演变而为门可罗雀,至于登堂入室窥其奥区者几稀,《景德传灯录》梁山观本传记曰:
问:“如何是和尚家风?”(观)师曰:“资扬水急鱼行涩,白鹿松高鸟泊难。”
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难和。十载访知音,未尝逢一个(颂一),红焰藏吾身,何须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里邈全真。(颂二)
自石头希迁源、曹洞立宗以来,气象阔大浑厚的曹洞大宗,何以一变而为“鱼行涩”又“鸟泊难”?何以骤失吸引力?简略地说来,这与其立宗之初内在义理思想的早熟、外在名相语汇的贫弱匮乏大有关系,这在上文已作分析。是以,洞山开宗以后,经曹山本寂、云居道膺,不过二世,其内在与外在的旧有资源忽忽告罄,新的当时代之机的生长点尚未呈现,延至同安丕、同安志,竟无一新义可以语人。此门淡泊,收拾不住,天下参学者尽归当机之云门、临济二宗门下,面临此一光景,梁山观如何不深重忧虑自己门下“潦倒无成,空延岁月?”
试进一步观察梁山观接引大阳警玄一案。大阳警玄(948-1027),江夏张氏子,少年在金陵崇孝寺依出家之仲父为师,年十九为大僧。其谒梁山而契悟事迹,在《禅林僧宝传》中记载如下:
问:“如何是无相道场?”观指壁间观音像曰:“此是吴处士画。”延(即警玄,宋祥符中避国讳易名警延——引者注)拟进语,观急索曰:“这个是有相,如何是无相底?”于是延悟旨于言下,拜起而侍。观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辞,恐上纸墨。”观笑曰:“他日此语,上碑去在。”
在梁山观“急索”之下,大阳警玄终于契悟,可以“上碑”传世,梁山观禅师悬悬之心,总算落一实处。
很难说这种传承是否过于勉强,但是无论如何,到大阳警玄之世,曹洞宗竟至中断。这种暂时的中断,与其说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毋宁说是出于他的高度自觉、高度负责任的毅然抉择。
史家往往因大阳警玄留皮履布直缀托付浮山法远代为觅传人的戏剧情节,而谓警玄门下乏嗣。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据《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等记载,警玄法嗣并不乏人,动以一二十人计,即使警玄入灭之后,亦有福严审承等人尚在世,不可谓无人承嗣。其中审承、清剖两人还号称奇杰,有语录传世,著名于时,所以历来所谓后继无人,不过是史家臆测之语。那么大阳警玄何以出此壮士断腕之举?
上文言及,曹洞宗自十世纪初以来,传承脉息遽弱,自同安丕、同安志到梁山观,难以为继之窘迫状日甚。此并非外在压制使然,而系内在泉源枯竭,无从当机接人,至警玄之世,以玄之机警聪慧,仍无以改观。自同安丕三传以至警玄,百年有余,曹洞门下静如止水,新意生机丧事失殆尽。这种难乎为继的孤独之状,并不仅仅表现为门下冷清,更在于承其法统者精神深处的痛苦和无告。警玄传世语录甚简,但亦可透露其孤独心迹:
问:“如何是平常无生句?”师曰:“白云复青山,青山顶不露。”云:“如何是妙玄无私句?”师云:“宝殿无人不侍立,不种梧桐免凤来。”“如何是体明无尽句?”师云:“手指空时天地转,回途石马出纱笼。”
“自以先德付受之重,足不越限,胁不至席者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叹无可以继其法者,以洞上旨诀寄叶县省公之子法远,使为求法器传续之。……以天圣五年(1027)七月十六日升座辞众。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略云:‘吾年八十五,修因至于此。问我归何处,顶相终难睹。’停笔而化。”
所谓“先德付受之重,”实乃曹洞禅法难乎为继、乃师梁山观勉以为继之危,警玄痛感乎此,足不越限,胁不至席五十年,而终于未能别开生面,此中悲苦,夫复何言!
警玄最后不是从自己门下聊选一人,姑且付托——他从梁山观和自己身上已明察此路不通,而是明乎因缘未具,时节未至,毅然壮士断腕,断绝门下任何法嗣之念,将曹洞法统,以皮履直缀为记,庄重托付如日中天的临济高僧浮山法远,嘱其代觅天旋地转时节出世之曹洞真传。
这是何等大智大勇之举!设若警玄此时一念苟且,草率付法,则其个人自不必冒断绝法嗣之风险,而曹洞宗门必步入陈陈相因、彻底枯竭之绝境!须知,为宗谱续法嗣极易,为精神择传人极难。由此反观佛教史、禅宗史上诸宗兴衰内在奥秘,可知苟且极易、不苟且极难,苟且必衰、不苟且必兴之至理!就这一意义而言,大阳警玄真为千古一高僧!
大阳警玄这一千古绝唱,因其后投子义青的成功接续,而往往为论者忽略不识,史家常归功于浮山法远,殊不知阳警玄为其关键。大阳警玄以非凡气魄与手段,了断曹洞宗在公元十至十一世纪前期尴尬独的百年史,为曹洞宗的长远发展带来了真正的转机。
选择浮山法远,来代觅曹洞真传之人,是大阳警玄高著眼的一个明证。浮山法远(990-1067)为临济名僧,在禅林中有“远公虎子”之名。欧阳修闻其说法之后,曾感叹:“修初疑禅语为虚诞。今日见此老机缘,所得所造,非悟明于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法远早岁游学时,曾参大阳警玄门下,得到警玄印可。是以警玄识人,托付传法大事于法远,法远当此大任,未敢丝毫疏忽,历经二十余年,始得择中投子义青,嗣其嗣法警玄。
“大宋国一二百余年?……接引学人者,攀临济之四料简,四照有,云门之三句,洞山之三路、五位等,以为学道标准,先师天童和尚,常笑此曰:‘学佛岂如此也?’
数百年来禅宗界惨淡经营之五家格局,竟被一句“学佛岂如此也?”轻轻问住,这便是曹洞宗在宋代操守清严见识高迈的法门龙象——天童如净所下的总结之语,令人不免有悲从中来之慨。在这里,简单地批评天童如净矫枉过王、偏激片面,或指认永平道元有某种贬家禅总格局也好,其成就是绝不容否定的,也无法否定,问题是,面对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佛教历史局面,人们都能回味这位高僧的轻轻一句笑语:“学佛岂如此也”么?
在芙蓉道楷门下,曹洞宗中兴的第三梯次则是由净因自五传至万松秀一系所完成。其历时近一百五十年,与丹霞子淳至天童如净一系历时大体相当,但跨越南宋、金和元三代,中间数传法脉较为模糊不清。
净因自觉(?-1117),青州人,俗姓王。少业儒,受知于司马光。宋绍圣(1094-1098)年间,从芙蓉道楷落发,数年从学,得楷印可。崇宁(1102-1106)间,奉诏住京师净因寺。政和元年(!!15)迁鹿门寺(在今湖北襄阳)。政和七年(1117)二月示众而化。灰烬中有舍利如菽,还葬青州,入塔日,有雨华之感应,史家有将天童如净法嗣名鹿门觉者,与净因自觉混为一谈,缘于净因自觉后迁鹿门之故。实则二者相距百年有余。
青州一辨,为净因自觉法嗣。宋宣和(1119-1125)年间,曾聚十方僧众,拈提宗纲,设百问示众,由慈云觉遂一作答。其后,由元代林泉从伦逐一附颂,集成《青州百问)一书,宣示曹洞宗风,流行后世。
青州中以大明僧宝、王山僧体二代,传世雪岩如满禅师。雪岩如满(1136-1206),一作慧满。山西汾阳人,俗姓崔。在太原王山谒僧体禅师而得法,并承师丈席。晚迁大明寺(在今河北磁县),学人四集,盛极一时,有语录传世。
万松行秀(1166-1246),河内之解(今河南洛阳一带)人,俗姓蔡。少年出家于邢州(今河北邢台)净土寺,辗转至磁州大明寺参雪岩如满,总二十七日便领旨,在满门下二年,尽得其底蕴,如满遂付以衣偈,令其嗣法,返回邢州净土寺后,在寺旁构“万松轩”以自适,因有万松之号,次迁中都(今北京)万寿寺,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行秀应诏赴内廷升座说法,帝躬迎礼,闻法感悟,赐锦绮大衣,建普度会,每岁设齐。后奉诏移住大都仰山栖隐寺,再迁报因寺,晚年退居报恩寺从容庵,秀天资英才,于百家之学无不淹通,曾三阅藏经。著述甚丰,有《祖灯录》、《释氏新闻》、《鸣道集》、《辨宗说》《心经凤鸣》、《禅悦法喜集》和《请益录》,并语录等若干卷,而以《从容庵录》最为著名,及门弟子众多,得法者一百二十人,影响最大者林泉从伦、华严至温、雪庭福裕等,以居士身份从学护法的还有耶律楚材等金元两朝官绅。
《从容庵录》是万松行秀在耶律楚材敦请之下,将历年讲解公案和颂古的旧稿整理所在之书,集中体现了他所弘扬的曹洞禅风。耶律楚材为此书作序,该书全称《万松老人评唱天童和尚颂古从容庵录》,诠释正觉的《颂古百则》。其每则集公案与颂古为一。依《碧岩录》体例,每则之下例分示众、列举公案、列举公案、列举颂古、夹注和评唱五种内容。行秀自述其撰此书目的有三:“一则旌天童学海波澜。附会巧便;二则省学人检测讨之功;三则露万松述而不作,非臆断也。”行秀博学广闻,引领学人窥见宏智正觉心要,游刃有余,其兼通内外典功夫亦在“述而不作”之中毕现。
曹洞宗发展至十三世纪上半期,其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一方面,由丹霞子淳经清了四传至天童如净一系,几经周折,至如净竟告消歇。前文已分析如净身陷禅界弊端丛生之局,愤世嫉俗,无力回天,终将曹洞传法信物悉付日僧道元,任其跨海东去,道楷中兴之功,遂传东瀛。另一方面,净因自觉至万松行秀一系由南方渐移北地,入金元之庭,不意在如满至行秀一两代之间,不过三四十年光阴,竟然得到自由生发,倾倒朝野,生机勃勃,发扬光大中兴精神,又开辟了曹洞兴盛北地百余年的黄金时代。此中底蕴,实令人深思。从社会文化氛围看,南宋偏安,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织,虽僧界亦不遑宁处,更兼文化腐朽习气深重,禅虽如净之操守清严亦回天乏力;而净因自觉一系,数代传承之间不知不觉脱离南宋,得遇北地金元政权,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北地不久,所染汉人习气不深,文化上多清新刚健之气,少滞着陈腐之习,故能为佛教生存与发展提供广大空间。万松行秀遇如此时节因缘,于心平气和之中从容伸展,其庵号“从容庵”,著《从容录》,力从容道业,此等境遇则为南方曹洞宗人所未敢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