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范围常常被史家自己所忽略，以致于自己扩大史家范围时，也不能自觉 自己已经扩大史家范围了。例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十口相传为 古」，显示人们口耳相传信实之事，辗转所传的人们皆是史家；乃至私撰史籍者亦是 史家，因而扩充了史家的范围。再如，杜维运建议「建立即时记载天下事的制度」， 建议应该以声音、影像记述历史，也是将史家扩充到新闻工作者与大众媒体工作者。 然而，梁启超、杜维运并不自觉史家之扩充。 由此可知，史家一向不知史家之范围，亦不知自己何时已扩充史家之范围。再 者，史家亦常不知史家所应作者为何事。例如，卢建荣对于新文化史家123 如此说： 他们都拥有好几把刷子，往往不让前一把刷子的招式用老就换另一把刷子。 每一部史着都是一个新天地，这是一种狐狸型的学术性格，正是国内史学界的绝大多数史家所欠缺的治史方式。这些新文化史家不仅花样百出，而且层 出不穷。他们让文化概念呈现一种复数形式，每一本史着就是一种具体而微 的文化概念操演。不像国内史家将文化界定为单数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动辄 不是讲「中国文化史」，就是夸称「台湾文化史」，活像古往今来只有一种， 而且只有一套国族属性的文化。这是文化思维的改变，是国内史家从未想过 的一种新治史经验。124 卢建荣对于国内史学界将文化界定为单数而且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是只有一套 国族属性的文化，深不以为然。诚然，国族尚且是变化不定的，随之而生的文化当 然也是多变的，不可能是单数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但是，史学界不应该因此就拥抱 不仅花样百出，而且层出不穷的新文化史，错认为是史学的核心与常轨，使得史家 似乎成为追赶潮流的时尚家。因为「文化」是人类一时彼此约定的世间习俗，而经 常改变的。即使我们能够在脑中了解其情况而「重现」过去的文化，那也只是对于 不同的事件的了解；虽然也是获得知识，但却是属于史学三种知识中价值最低的知 识。史家耗费心力，累积庞大无常的史籍，却只能得到价值最低的知识，只能等待 时尚转变时被遗忘于历史中，岂不可惜于难得的人身？史家何不以相同的心力，以 实证主义亲自验证法界的真实相，以验证「大一统」的法则与其根源的真实存在， 获得法界中常恒不变的知识，岂不是以逸代劳、披沙拣金，不空过一生的智慧之行 吗？ 史家不但不知所应追求的智慧有三种层次，甚至因为过去东方王朝以王权箝制 思想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者西方罗马教廷以皇权箝制科学而认定「地心说」 的历史现象，史家便错以为知识只是权力运作所决定。例如，黄进兴描述后现代学 主义史家的观点： 傅柯更申言之，真理亦非自外于权力；非如人文主义的幻想，真理出自自由的精 神，孤独的冥索或特殊的禀赋。真理实系俗世的一环，经由重重的牵绊，与权力 运作相连结。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真理的机制」（régime of truth），以判定可接受 的论述，分辨陈述的真假，以及寻求真理的程序与方法，并指定代言人。125

傅柯（Michel Foucault，别译为福柯，1926-1984）错以为历史中一时被视为「真 理」的知识，就是真正的「真理」，所以主张「真理亦非自外于权力」。其实，最究 竟的「真理」—第八识如来藏心理体的永恒存在，是自外于人力的权力，而且有 外于人力的强大力量遍及宇宙与生命。这种强大的、普遍的、大一统的力量非如人 文主义的幻想，出自自由的精神，孤独的冥索或特殊的禀赋，而是可以经由不同的 人以实证主义加以验证而不落入幻想。退而求其次的真理，亦非来自于权力，而是 来自现象界中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一切世间智者所共同认定无疑的；凡是违背世间 智者共认的世间真理时，就必须为他妄行史权而说的话或写的文字，负起其应负的 史责。相反的，重视「真理机制」的史家，只是追求于短暂的「机制」而非永恒的 「真理」，终将被历史淘汰，而且必须于命终后负起应负的史责。因此，后现代主义 史家只知世间的权力，却不知道有相对应而且永远不可能被改变的后世沉堕的史责 存在。如此史家所叙述的史学，有何知识可言？追逐于一时的权力，却终将被淘汰 的史学，又有何权力可言？ 抚今追昔，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志者，于今 安在？司马迁尚且不能正知史家之所应作者，无怪乎今之学者，只知求思想、风俗、 文化等等无常之变，不知应求不变之法则与根源。既言因果法则，则必然有因在前， 有果在后之时间迟延，犹如俗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系世间因果律则必然之现 象。司马迁不能正知三界边际，不能知众生三世因缘果报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如 何能探「究天人之际」呢？只求通于古今之变，不知求于古今流变之间有其不变之 法则与根源，则希求能「通古今之变」者，不过是妄想与猜测而已。于是史家求于 「成一家之言」，与司马迁所评之六家，又有何差别呢？对应于史迁所言史家之志 者，真史家曰：究缚脱之际，通变与不变，成大一统义，非一家之言。 古今史家一向不知史家之范围，人们亦不自知是史家而忽视史学，是史学难以 进步之盲点。史家不知史权为何，更不知有史责应负，更是史学流于荒乱之境地的 重要原因。史家尚且不知真史家与假史家之别，则不知史家之典范为何，其能效尤？ 因此，敬祈一切史家皆能慎重于史权的施行，庶几后世能免于堕三恶道的史责；亦 祈一切史家皆以实证主义验证史学的最高知识，能尽得解脱智慧与实相智慧而成为 真史家。 最后，本文获得以下的结论：

1、 史家从种种事实中选择与诠释部分事实，以显示其知识与价值的权力，即 称为史家之史权。史权是史家共同一致之特征。

2、 史权与统治权不同，中国史官参赞的统治权，不是史家的特征。中国史官 襄赞帝王的统治，只是帝王的赏赐，并不是史权。

3、 取得官方史料与资源，并非史家真正的史权。史家对于统治阶层协助获得 统计、史料、档案、研究经费的理想期待，对于史家「秉笔直书」的史权， 是彼此相冲突矛盾的。

4、 史家施行史权的基本原则，即是七圣戒而贯彻之，则可称为善尽史责的有 智史家；若是不能贯彻七圣戒善尽史责者，则是无智史家。

5、 以君亲隐讳之类的曲笔「维护封建统治」与「维护名教」，是经常与史实矛 盾而不能相合的。

6、 史责不是由任何人对史家课以责任，而是法界中「大一统」而真实存在的 因果法则，形成史家施行史权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而无一人可以逃于因果 律则之外。

7、 史责的三个层次：（1）七圣戒与其他戒律威仪的小缘威仪戒行；（2）大一 统的因果法则；（3）因果法则的根源。其中，因果法则根源的存在，是最 高阶位，大一统的因果法则次之，小缘威仪戒行则更次之。

8、 新闻工作者也是史家，是史家应该扩充的范围。大众媒体工作者也是史家， 是史家范围的再度扩充。人人皆是史家，是史家更大的扩充。十法界有情 都是史家，是史家完整的范围。

9、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无智而轮回生死的假史家所说。「非我族类， 其心平等，有生必灭」，是声闻缘觉等有解脱智慧的解脱史家所说。「非我 族类，其心平等，不生不灭」，是诸佛菩萨等有实相智的实智史家所说。解 脱史家与实智史家，才是真史家。

10、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假史家所误认应作之事。「究 缚脱之际，通变与不变，成大一统义，非一家之言」，是真史家应作之事。

123 新文化史家是指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以有别于传统的文化史。

124 卢建荣著，〈导读一：井底蛙与他山石〉，页 ix-x，陈建守主编，戴丽娟、谢柏晖等译，《史家的誔生》，时英出版社（台北），2008。

125 黄进兴著，《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民书局（台北），2006，页 37。